当我今年六月二十日在蒙特利尔公民法庭从公民法官手中接过公民卡时，这一切成了无可争辩确确实实的现实。
在此前一天，我发电邮给我全部门的同事，预告了我参加入籍仪式的事并通知我老板我会加班补上这一天的。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收到了一个惊奇，原来是我老板在请示了她的老板公司付总裁后决定送给我一天额外的假期。
我的老板在给公司付总裁的信中说：“我相信这一天对平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天，因为他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要成为伟大的加拿大公民，而成为这个多元民族文化大家庭的一员，鉴于平刚在五月份他父亲去世后回中国的悲惨之旅，他的假期已剩不多，所以我们能不能给他赠送一天?”公司付总裁在给了肯定答复后，也从美国总部给我发来了贺电。同事们见到我都来道贺，欢迎我这个新公民，出差在外甚至于连快去职的员工都给我发来了贺信。
这一切，都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祝福。回顾我六年以来的留学移民工作三部曲，其中充满了艰辛和磨难，但我无怨无悔，庆幸自己做了人生中重大的正确决择。
一、遇到贵人，留学成真
出国前，我在着名的钢铁企业上海宝钢工作将近了十年，亲身参加了一期开工典礼，二期重大项目的科研开发，三期工程管理和对外谈判，基层经验也算丰富，作为定向培养的研究生，陪同领导出国考察过，外语好，但在下面一干就是十年，心态渐渐失去了平衡。看看周围的老同事，觉得他们的今天就是我的未来。所以在经过再三考虑后，我决定辞职下海，但当时宝钢的人才政策还很死板，上面不同意我辞，结果在我已在外资公司工作了一年的情况下给了我辞退处分。
这一切，并没改变我闯荡的决心。我坚信，是金子总会发光。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在外资企业的几年里，我积累了丰富的人事关系资源。
九七年，我除了在外资做客户市场外，我另外以个人身份参加了一个由几位中科院海归教授们和外国专家学者自发组织的一个技术引进项目。年底，我幸运地得到了美国的签证，到美国硅谷进行了短期的商务旅行，因为是因私自费，我在加州的朋友就劝我花点钱改个签证留下来，但我当时还希望这个技术引进项目能成功，所以还是决定回去。到了九八年，尽管有上层甚至于国家领导人关心支持，项目进展仍然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的美国方面的都有。这期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系教授努莫夫博士作为项目的总协调人由国家某部门邀请访华并向国家领导人汇报进展情况。其间，努莫夫博士到上海等地做工作访问，我就兼做他的翻译。
努莫夫是一位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是一位美国人，从60年代来到加拿大，和林达光先生(宋庆龄的亲戚)一起创立了麦吉尔东亚研究中心，为中加建交四处奔走，他曾作为第一个加中友好代表团成员1974年访问过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以后曾数十次访问过中国，与中国各个阶层有广泛的联系，曾任加国政府对华顾问。近年来他又积极帮助中国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并对技术转让等作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
在陪同努莫夫博士访问期间，我流露了出国留学的想法，得到了努莫夫博士大力支持。所以在九九年年初，我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到枫叶之国北美名校麦吉尔大学的留学之旅。
二、学成海待，报国无门
麦吉尔大学是北美的一所名校，有加拿大的哈佛之称，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的白求恩大夫就曾在该校任过教。我作为努莫夫博士的研究生，主要在东亚研究系着重于研究西方和中国在技术转让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和对策。
留学使我第一次有机会认认真真地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麦吉尔的环境非常好，我的外语水平迅速提高，经过两年的系统学习，我完成了“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和技术转让的实践”的硕士论文。
尽管有同学劝我留在加拿大，有些中国人甚至嘲笑我在东亚系的学习是抱着金饭碗讨饭，意思是我原来是学计算机的研究生，当时在加国留下来找工作很容易，我却去学些没用的东西，费尽钱财和时间。但当时我仍充满了回国一展所长的憧憬，怀着抱国之志，总想为国家做些事。所以我开始写信和国内联系。
但我很快发现，国内并非想象中的那样需要人，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海待。我的一位朋友是一位老海归，也是麦吉尔大学的博士，她给我来信讲到当时政府正在裁员分流，像我这样在国外读了一两年书的海归硕士回去并不会被什么人看重，因为缺乏海外生活工作经验，所以她劝我留在海外。
我的一厢情原回国的热情淋了一头冷水，当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联想到我原来在国内企业的境遇和经历，有真才实学但不善于搞关系的人还是留在国外为好。所以我就提交了移民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