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5-10年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概率极大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逾三十年，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并跻身全球三大经济体之列。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改革疲劳症的现状。
“这是典型的‘富有病’，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如果没有看见经济硬着陆、不面对经济迅速下行等现实，中国很难会出现根本性的改革。这一点，我是很悲观的。”陈志武说，今年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概率很低，但他预计在5-10年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概率至少达80%-90%。届时，GDP将会出现大幅下降。那时利益集团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利益格局才会重新分配。
中国经济一旦硬着陆，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也极高。陈志武表示，今年和明年还看不出端倪，因为最近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贷款展期空间基本放开了，这样就把地方政府的债务可能给经济、财政和金融市场带来的危机往后推迟了。在这个基础上，按照“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逻辑，经济还能维持短暂的上升趋势。但未来5-10年，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非常高。
在陈志武看来，虽然现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在国际上能够运转自如的中国官员实在太少了，比如周小川、郭树清等都是个案。而民国时期，在国际上运作自如的官员的数量是非常多的。对于这一点，陈志武内心十分焦急。
国企应退出所有竞争性行业
记者在采访时感受到，陈志武对于中国经济现状并不乐观，他极力主张改革，尤其倡导国企必须民有化改革。
“现在改革的重点就是对国企进行民有化改革，这一直是我在推动的事情。在市场经济中，只要有国企介入的行业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公平、公正，所以国企应该退出所有的竞争领域。比如，美国的国防是最有战略性的行业，但他们都是私有制，产权和经营权是完全分开的。”对此，陈志武表示，国企介入竞争性领域，形成垄断，很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应该尽快改革。
陈志武的语气顿了一下，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与全球经济大背景密切相关。他分析，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负面影响已经过去。其实，欧债危机、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挑战、日本的债务危机等问题，都是在金融危机之前就积累下来的，这是由大政府主义而造成的结局。
实际上，大政府主义的表现为过分自信。陈志武举例说，中国2011年预算内财政税收达到10万亿元，这相当于4.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者是15亿农民2011年一年的纯收入。清朝乾隆时期，大家普遍视之为专制集权高峰阶段，当时朝廷一年是4900万两税收，相当于200万个北京工匠的收入。也就是说200万人的收入足以支持政府开支，而且年末财政盈余还有将近1000万两银子。可见，以现在眼光看，18世纪清政府算是典型的小政府。
对市场的怀疑，在2011年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势。2011年，中国、欧洲、美国各自的问题很多。但一个共同现象就是政府自信程度太高，编制和财政支出不断膨胀，政府太大了，不可能不出问题。
“房价如下跌，总理会比谁更着急！”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与房价关系十分密切，房地产业几乎成为中国现有经济的支柱产业，逐渐导致中国经济空心化趋向明显，而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
“房价的涨跌要看今年的货币政策走向。如果今年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限购政策再放宽，房价将会出现新一轮的上涨期，这将会使未来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越来越大，造成更加负面的社会影响。”陈志武坦言，他估计或许在明年或者后年，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可能性极大。
其实，房价的涨跌与政府的利益攸关。对于房价未来下跌的幅度，他认为并不会很大。
“如果房价下跌10%或更多的话，总理会比谁更着急；房价涨了，总理也会比谁都着急，这就造成了由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左右、上下摇摆，使得房市总体出现越调控、价格涨幅越大的怪现象。”对此，陈志武分析说，一旦人民币贬值趋势明朗，大笔资金就会外流，这将对房地产市场直接构成负面冲击。
陈志武分析说，最近一年多，国家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越来越严格，但房价依然没有出现大幅下跌，所以他并不看好。
收入不平等
中国现在最大的不公平现象：收入不平等。
“最大的收入不平等体现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其次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到不可容忍的水平。第三是城镇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对此，陈志武一针见血地说，无论政府、城乡、社会等收入差距，其实这些都是与权力不受制约有关，政府的权力控制了包括土地、金融等方面的资源，从而造成了中国收入分配畸形。
陈志武坦言，中国收入不平等之所以恶化速度这么快、走得这么远，这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权力控制了太多资源，包括升学和就业资源等等。
“你有关系就能帮你的子女、亲戚找到更好的工作，但你如果与权力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哪怕你是大学生、研究生的文凭，还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所以，要改变这种局面，政府就要把权力可控制的资源尽量减少。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呼吁：政府审批的项目必须大规模减少，这样才能实现基本的平等。”
另外，从宏观角度来说，未来的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弊端有很多方面，今后中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将发生很大变化，而在中国部委一级层面上，能够真正在国际上运作自如的官员太少，所以中国在外交方面仍面临很大挑战。还有，中国的国防压力方面也很大，中国今后维持全球秩序的责任大大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