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报道说，在美国艾奥瓦州的21岁中国留学生唐鹏以租房为借口强奸女房主，已经被起诉。其父母赶到美国后，试图贿赂受害人改变口供，也被警方起诉。不过，几天后就传来新消息：检方取消了对唐鹏父母的指控。检察官称，这是因为两国的“文化差异”，父母认为在帮儿子，没意识到这是犯罪行为。
无独有偶，新加坡《联合早报》几天前报道说，“疯狂英语”创办人李阳的家暴风波在中国网民中继续引起热议。李阳的美籍妻子Kim在微博上曝出李阳与她的短信对话截屏，显示李阳对她说“如果你在美国，你应该会被你的丈夫枪杀”。Kim早先还在微博上自曝遭丈夫毒打。但网民并非一面倒地谴责李阳。有人指责 Kim抓住男人的弱点不放，“是男人都会烦”。李阳声称，他和Kim的矛盾源于对家庭的不同理解：妻子要求他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而他则认为在外努力工作就是对家庭负责。李阳的助理黄越则把家庭矛盾归咎于“文化差异”，称李阳才是这起跨国婚姻中的弱者。不少中国男性表示理解李阳，因为“男人在外压力大，情绪需要出口”，并称其妻的言辞“更像家暴”。有网民发帖称：“如果中国女性都像Kim这样‘母夜叉’，那家将不家。”
两个非常不同的案例，居然是一个解释：“文化差异”。这就不能不对“文化差异”的神通叹为观止了。先谈第一个案例。我对美国的司法制度并不熟悉。不过十七年来耳濡目染，多少也有些常识。在美国，“阻碍司法”是很重的罪。在新闻中看了这么多大案子的审判过程，还从没有见过贿赂他人改口供的。理由很简单：没有人敢。这不仅很容易被发现，而且一经发现惩罚太狠。克林顿的性丑闻案，本来不算个案子。毕竟那是私生活，两厢情愿，丢人但不犯法。但是，因为克林顿对大陪审团说了谎，这就构成“阻碍司法”，成了被弹劾的理由，差点因此丢了总统的宝座。
不过，美国的司法虽然严格，费用也很大，“经济效益”问题无所不在。所以经常出现检方和被告律师讨价还价的事情：被告认罪，检方就同意把罪定轻一等，省得大家费事。艾奥瓦的检察官，大概也面临着同样的难局：起诉一个强奸犯，本来就要动用很大的资源。现在又来了一对父母。他们企图贿赂受害者，本身虽然是重大犯罪，但这两位临时来美国，几天后就回去，很难对美国社会形成实质性的危害。真把他们起诉，起诉本身的费用不说，定罪后还要蹲监狱，艾奥瓦这个小州，人口不过300万，资源甚少，中等家庭收4.8万美元，但州立监狱关一个犯人一年的费用高达3.15万美元。与此相对，艾奥瓦的学生在州立大学读书，一年学费吃住全加起来也就1.5万美元出头。最近美国各州大闹财政危机，加州负担不起监狱费用早就是全国新闻。把这对短期造访的中国父母判了，艾奥瓦老百姓一家的年收入都不够养他们的，四个大学生的教育费用打了水漂儿。检察官固然要捍卫法律尊严，但纳税人的利益不可能一点不考虑。在大衰退的谷底，大概也只有穷日子穷过，找个借口赶紧让这对父母回国算了。这大概是所谓“文化差异”的底牌吧。我想中国的网友们也会理解美国那些“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困境的。但是，把贿赂受害者说成“文化差异”，这不是在中国人头上栽赃吗？哪个中国人不对这种试图收买受害者的行为义愤填膺？也难怪，网友读到这新闻大多异常愤怒。
美国的检察官借着“文化差异”耍滑头也就罢了。但李阳的家暴争议中的“文化差异”，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说的。不错，有调查显示：中国有四分之一的女性曾遭家暴，在农村则高达三分之二，只有少数受害者选择报警。不够开化的角落，在我们的社会确实比比皆是。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反对家暴的。如果丈夫对妻子施暴，妻子报警导致丈夫被捕，大部分中国人恐怕并不会责怪当妻子的。另一方面，在美国家暴也相当普遍。我们这些在美国生活十几年的人每每感叹，美国的大男子主义传统并不比中国逊色。所不同的是，你很难看到美国人用“文化差异”为家暴辩护。相反，警察接到家暴的报警会立即到场，施暴者会承担法律责任，各种家暴受害者的救援组织、避难所也相当普遍。
如果说真有什么“文化差异”的话，我看中国人倒是有着一种拿“文化”当借口的“文化”。中国人到了外面，当感到难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本能地会说我们“文化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在自己家里，则往往把对个人行为的责任归结于环境、社会。仿佛只要别人都这样干，自己坑蒙拐骗也就没事儿了。这样下去，社会怎么能进步呢？
不错，我们都生活在某种“文化”中。但是，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这个“文化”的动力。“文化”不是块遮羞布。自己该承担的责任，别让群体为你负责。这是一人之尊严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