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毛泽东时代没有培养出科学家，毛左一定气得吐血。但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蒋种下了一棵果树，眼看要结果子了，毛把蒋赶跑成了这棵树的主人，结的果子算谁的功劳?！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绝大部分是国民政府培养出来的，毛泽东建政时，他们已经完成学业，达到一定造诣，有的已经开始出成果了，毛泽东建政后，管它张三李四，他们都会出成果的，和毛泽东有什么关系？相反，如果没有毛泽东，他们的成就还要大得多。
毛左可能要反问，难道毛泽东时代就没有培养出科学家吗？当然也有几个，比如袁隆平、王选、陈景润等。但是，请看是怎样“培养”的：
袁隆平。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深刻的革命”中，袁隆平自然不能幸免于难。其罪证有二，一是“出身问题”，二是“现行问题”。文攻开始了。校园里攻击袁隆平的大字报不下一百张。“宣扬资产阶级学说”“自由散漫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武斗又来了。“革命小将横刀立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瓶瓶罐罐彻底砸烂。多亏学生帮忙藏了几盆。作为首当其冲的“牛鬼蛇神”，造反派早已在“牛棚”中腾出地方为袁隆平搭铺。1968年5月18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整个试验田被人彻底毁灭。四天后悲痛欲绝的袁隆平在一口井中发现了培育了4年的苗子沉下去的都已淹死。
那是一个人性扭曲的年代。1969年校“革委会”下令调袁隆平到湖南溆浦煤矿当工人。听听袁隆平自己怎么说的吧：“特别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资产阶级臭老九’挨批挨斗，我用作培育杂交水稻试验秧苗的60多个坛坛罐罐全部被砸得稀烂，秧苗也都被折断，当时我感觉天昏地暗，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王选。“文革”中，北大是重灾区，王选因为出身“黑五类”，还因为他经常收听外语广播，被定为了修正主义的苗子。被关到北京郊区昌平分校，强迫劳动。1967年2月1日，而立之年的王选与陈堃銶在北大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举行了婚礼，没有热闹的仪式，没有鞭炮和酒宴，连结婚照都是后来补照的。除了陈堃銶娘家人寄来的一条床单、一对被面和一身衣料外，他们没有接受任何贺礼。三楼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每天上下楼打水倒水成了新娘沉重的劳役。身体瘦弱的陈堃銶，常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加之学校没完没了的运动，使陈堃銶身心俱疲。幸亏有热心的同事和邻居常来帮忙，送病人上医院，才使她没有累垮下来。王选的身体稍稍好点，就进了学习班，成天写检查，挨批判。当时他发着低烧，心情十分苦闷。只有在每星期六下午回到家，见到妻子，一吐心中的郁闷和委屈，才觉得稍为轻松一些。到了每星期日傍晚，王选又要“住监狱”去了，妻子总是夹着被子跟在他后面，一直把他送到“学习班”，放好被子后才转身回家。
很多年以后，王选回忆这段痛苦的日子说：“如果不是她，我扛不过来，也不可能会有今天的一切。”
陈景润。陈景润慑于“文革”中对他所谓走“白专”道路的严厉批判和打击，甚至一度要自杀，但他挺了过来，冒着风险，埋头潜心于论证。平日他将自己封闭在一间仅六平方米的宿舍里，趴在床上日夜演算，反复印证，刻苦钻研，悄悄地攻关，不事张扬。由于多次批斗以至于当人们告诉这个天大喜讯时竟吓得藏了起来，找到后还一直矢口否认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事。
请问毛左，毛在位28年，你能举例说说他培养出了哪些科学家吗？！类似的例子还有，例如所谓毛的“免费住房”。但毛在位的时候建了多少房子？还不是蒋留下来的？！
不幸的是，刚刚赢得了一场伟大民族战争胜利的中华民国，及其执政党中国国民党，转眼就迎来了一场更加血腥、更加残酷的内战──这就是中华民国的第二大历史阶段﹕1945至1949年的内战时期。显然，这是中华民国最为悲惨的一个历史时期，因为她在这一场内战中遭遇了惨败；这又是后来的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万口莫辩的时期，因为“墙倒众人推”的人间逻辑，又使得人人都只想在失败者那里寻找他们活该失败的原因。因为诸如“成者王、败者寇”和“胜利者才是正确的”这样一些“名论名言”，已经左右了几千年的人心。犹如斯大林后来表扬刘少奇所说的那样：“你们是胜利者，你们就是正确的。”
然而，胜利者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成功者未必是“王”，失败者未必就是“寇”。就算成功者是“王”，也不见得就是一个好“王”，也完全可能是一个坏“王”，或是一个真正的暴君。就象三个匪徒劫持了一架飞机，能说成功的劫匪便一定是正确的，而被劫持的数百位乘客就一定是错误的吗？再如，一个文弱书生被几个小流氓在大街上将他打翻在地，不独满脸是血，而且遍体是伤，还被踏上了几只脚，于是人们便一定要认为，只有那几个胜利了的小流氓才是正确的，而那个书生便一定是错误的吗？！因此，如果愿意从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出发，来重新研究和评判一下1945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立即就会发现，中华民国恰恰是一个正确的失败者，而不是一个活该失败的不正确者。
这是因为：第一，诚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一九四五年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是一个拥有合法权力的政权。第二、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华民国及其政权，又是一个刚刚赢得了外战、就立即开始迅速推进民主宪政的国家和政权。
历史的事实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仅在实际上已经开放了党禁，结束了训政，而且已经数度征求国民的意见，修改了1935年草拟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为了在战后迅速推行宪政，在战争期间发展民主政治，竟在战争术状态下相继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和宪政协进会等志在推展民主宪政的机构。历史的事实是，抗战尚未结束，国民政府就已经宣布要在战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抗战刚刚胜利，国民政府就立即邀请已经发动了内战的毛泽东，进行了“双十会谈”，签订了“双十协定”，召开了真正的“政协会议”，通过了民主建国的各项决议。一年后，又践诺召开了“制宪国民大会”。并为了能够邀请中共参加会议，三次推延会期。特别是通过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华民国宪法”；尤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化和各级考试和监察官员必需超越各党派”的条文，正式地写进了这部宪法，从而将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诞生以来，历经30年坎坷历程才终于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真正具有了根本的民主性质。诚如胡适所言：“这是一部比美国宪法还要民主的宪法”。虽然，战后迅速推进的民主宪政进程，又被迅速地毁灭在毛泽东所一心要点燃的战火之中，但是，1945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正因为是一个曾奋力抗战救民族的国家，还因为她是一个在战后立即开始推进民主宪政的国家，所以，她才是一个正确的失败者，而不是一个活该失败的不正确者。
虽然中华民国不是一个活该失败的正确者，但她还是遭遇了凄惨的失败。那么，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回顾历史得知，中华民国在内战中失败原因四条：
第一是日本帝国的长期、并且是疯狂的侵略。这一场战争，不仅将中华民国的国底打空了，而且将中华民国打得遍体是伤，满身是血，也就是说，打赢了战争的中华民国，自己实际上也已经打垮了。特别是由于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执行了不抗日的阴谋扩张策略，胜利了的中华民国已经不再是战前那个已经获得了基本统一的国家。战后的中华民国，已经是支离破碎、肢体不全，国家和政权早已出现了分裂的悲剧局面。何况，战争不论是对于战胜国，还是对于战败国，都只能造成“创伤”，而不能造成“创强”。就象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对降清的明朝大臣们所说的那样，“大清绝不是得自于大明，而是得自于闯贼”。因此也可以说：“毛泽东的天下绝不是得自于国民党，而是得自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因为，最有力的证词，莫过于毛泽东曾感激涕零地对他的日本客人左左木更三所说的话了。他说：“应该给你们发一个大大的奖章，因为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至于周恩来所言：“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的革命至少要推迟50年才能成功。”他所说的革命，自然是共产革命；而他所说的50年后，则已经是“工人阶级祖国”苏联崩溃的时候，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血腥铁幕已被彻底揭穿的时候了。如是，中国的共产革命，还有成功的那一天吗？！
第二个原因，是“苏联长达28年的蓄意颠覆”。这是胡适的话。这句话道出了一个真理，就是我们的祖国不仅有一个恶邻日本曾公然地侵略了我们，而且她还有另一个恶邻苏俄，它不仅公然地侵略过我们，而且在长达二十八年的时间里面，命令并直接指挥中国毛泽东武装颠覆中华民国，不达目的绝不甘休。我将在讲演的后一部分，详细地说明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第三个原因，则是自辛亥之后直至1949年，因外患连连，内乱频仍，而造成土地和农民问题未能解决，从而为中共在西方共产主义革命这个诱人的旗号下，发动一场传统型的现代农民造反，造就了相当的社会基础。因为早在1926年1月，斯大林就在他给中共的指示信中说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成就的大小，就要看共产党能够掌握多大的农民武装力量。”而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就更是一再地告诉他的党人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
第四个原因则是，中华民国虽曾获得过名义上和形式上的统一，或者说是初步的统一，却没有完全获得实质上和根本上的统一。或者说，北伐之后开始逐步走向统一的中华民国，虽然逐一地战胜了残余军阀的武装叛乱和共产武装叛国，但正是后来那一场旷日持久的卫国战争，竟使她的统一进程遭到了夭折。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一书中，所记述的19位著名的国民党叛将，就有16人出身于朝附夕叛的地方军阀，而非真正的国民革命军；其中有一人出身黄埔，但却是长期埋伏在黄埔和国民革命军中的中共地下党，他就是策动川军叛乱的郭汝槐；另一人则是北伐时期曾与毛泽东暗合的左派军人程潜。
当然，中华民国在内战中的失败，还有更多的原因可以追寻，特别是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所曾有过的严重错失。但上述四条，应是她失败的根本原因。
当叙述了中华民国在内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却未提及国民党的腐败，一定会令人感到这有袒护国民党之嫌。因为，在1949年之后，几乎全世界的历史学家都因“墙倒众人推”而指责“腐败才是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甚至是唯一的原因。至于胜利者的大陆官方，就更是要以腐败和反动，来给国民党的失败定罪。虽然，1945至1949年的国民党确曾腐败过，甚至在内战和走向战败的过程中，迅疾地变成了一个腐败的政权，但国民党却不是因为腐败而失败。
首先，就象革命一词，不能概括所有的革命一样；腐败一词，也不能包揽所有的腐败。姑且不说今日大陆官方的腐败早已越过了当年国民党腐败的千百倍，单单要问的是，为什么连大陆官方都承认，从1945年抗战胜利、内战开始之间才迅速腐败起来的国民党，奈何只腐败了短短的4、5年就失败了？相反，当今已经偷偷腐败了几十年的大陆权贵集团，却为什么至今不败？甚至还要被海外的某些华裔学者捧上了天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国民党政权是被毛泽东已足足准备了八年的内战打垮的，且不说苏联的蓄意颠覆和全力支持了。所以，如果在今日的中国大陆有一支旨在打天下的造反大军，只怕大陆政权早已成为“史话了”。所以据此才敢说，腐败不是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内战中失败的必然原因、根本原因和唯一原因。
第二，同为腐败，共产体制是制度性腐败，而国民党及其政权在战后和内战中才迅速发展起来的腐败，却为战争本身所造成。因为抗战的军费，至1944年，就已经高达80%以上，就经济而言，这个国家就象是灭亡了一样。由此而形成的，战时经济的高集中，特别是通货的急剧膨胀，又造成了物价的飞涨，中产阶级的消亡，和人民生活的愈加艰难，也因而才造成了“军人如不吃空军飨，须有超人的克制；文官如不贪污，则需要相当的人格”这样一种极其不利于国家的局面。然而，这绝不是中华民国在战后所独有的腐败现象。可以说，战后所有曾参战的国家，不论是打人的，还是被人打的，几乎都出现了因通货膨胀而出现的不同程度的腐败现象。然而，只因为别的国家都没有立即迎来内战的爆发，所以由战争而引发的腐败，才会因经济的复苏和战争创伤的修复，而走上了正常的道路。然而，外仗刚结的中华民国却在刚刚胜利的那一天夜晚，就迎来了一场更加残酷的内战。中华民国依靠自己推进民主宪政和发展自由经济来修补战争创伤、消弭通货膨胀和根治腐败的愿望，亦终于随着这场内战而成为泡影了。
第三，古往今来，一个政权的腐败，固有其不同的原因；但一个正在战争中、特别是在内战中走向失败的政权，腐败则无疑是它“忠实的伴侣”。这个伴侣，还会因为失败的加速，而加速地腐败起来。因为，战争只能使得通货更加地膨胀，人心更加地绝望，社会更加地混乱。今日大陆官方那些仅仅还处在担心“亡党亡国”的大小官僚们，在1989年后就纷纷敛财留后路，送子女出国，转移钱财到海外和在国内及时行乐的种种行径，尚且已经造成了腐败的疯狂加剧，那么，1945至1949年正在内战中迅速走向失败的中国国民党及其政权，所出现的腐败加剧的现象，难道不正是由那一场内战本身所造成的吗？！
第四，诚如一位中国大陆网民攥文所言，近几十年来，大陆官方有的是时间吃喝嫖赌搞腐败，国民党则根本没有时间游山玩水搞腐败。不说自1927至1949，前后22年，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甚至无一年、一月没有枪声。单单只说1945至1949年的内战期间，只因为外仗刚结，内战已起，前方的战场上正打得血肉模糊，而后方又到处是一片被大陆官方挑动起来的“混乱和暴乱”。彼时，国民党的党政军大小官僚们，其中的很大部分，仓皇维持尚嫌无力，又怎有大量的精力去腐败它一番又一番呢？这位网民的高论，可以作为国民党非因腐败而失败的一条理由。
当然，我们绝不可以为一个腐败的国家、政权和政党辩护。因为，由任何原因而引起的腐败，都是人民所不能允许的。但是，在探讨中华民国于内战中失败的原因时，我们却应该据实而论。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到中华民国在内战中失败的根由。而这个根由，就是曾赢得了进步，并曾战胜了侵略的中华民国大陆政权，是被日本帝国、前苏俄共产帝国和毛泽东联合起来共同打败的。这才是历史的真相所在。也才是历史的应有回答。
阅读记录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和国共内战的资料，毛泽东“将内战进行到底”的用心、“边谈边打”的手段，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不受任何约束的乱象，超出了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犹如一场梦魇，一场真实的梦魇。抗战胜利之时，毛泽东已经拥兵130万、民兵260万，军力八年时间增长25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命令国军推进接受日军投降，毛泽东连发七道命令要求部队全速推进受降，抢占地盘。8月12日，毛泽东就已下令大陆官方军队迅速扩大解放区，“准备内战战场”。毛泽东决心把内战进行到底。抗战一结束，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便于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毛、周、王若飞25日飞抵重庆。政府方面未提预设方案被毛泽东视为缺乏和谈诚意，但根据国民政府谈判代表邵力子所言，不预设方案是因为政府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不以任何先入之见妨碍会谈。重庆谈判结果的《双十协定》中，双方表达了避免内战、长期合作的意愿，同意以对话方式解决争端，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具体问题。一纸意向书，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约束力。这是一次政府对政党的谈判，毛泽东承认重庆政府的合法地位。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背后利用南方局电台秘令刘邓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上党一役歼灭受降的国军阎锡山部队11个师，攻占了长治地区。这是抗战结束后国共首次军事冲突，和谈大陆官方产党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
抗战尚未结束，毛泽东就确定了内战方针“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向南防御即攻击政府军阻止其北上受降接收，向北发展即全面抢占东北，巩固和扩张华北“根据地”。为此，毛泽东坚持不允国军接收固守华北与东进辽宁的要地多伦赤峰两城；国民政府让步放弃后才达成1月10日的停战令，得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抗战胜利苏军占领东北，毛泽东即派出10名中央委员（含4名政治局委员），两万干部，11万大军挺进东北；“双十协定”之后第二天，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即确立全面占领东北的战略，“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1946年3月马歇尔召集停战三人小组会议，提出赴东北执行小组命令草案，有“政府部队有权占领恢复中国东北主权必要之地区”和“政府军队为重建主权所必须占领之地区（包括煤矿）需要共军撤退，苏军所撤退之地区，中共军队不得开入占领”两条。周恩来激烈反对，中美两方又作让步，删掉这两条改为日后协商。于是，日后国民政府只能束手坐视毛泽东抢占东北。
3月末东北苏军告知大陆官方即将撤离，要中共随后接占。苏联希望以此使东北主权问题悬而不决、使中国无从恢复主权。4月14日共军袭击降落长春机场的国军，次日攻下长春市；24日接占哈尔滨，28日接占齐齐哈尔。倚仗苏联的支持，半个月内长春以北整个北满尽入毛泽东手中；三年后整个中国大陆落于毛泽东的治下。
1946年1月10日，第一次停战令要求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而具体实施则要依其停战办法第二条：政府与大陆官方代表各一人与马歇尔将军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于是停战令空成令行不能禁止的纸上文章，实施不力责任又在国府与国军。5月份国军攻打长春，共军被迫撤出长春，又失守吉林，东北战局急转直下。打不赢就谈，周恩来向马歇尔告急，请求停战。6月6日蒋下令东北休战—此即第二次停战令，直至6月30日，对结束冲突未停战小组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虽然如此，停战却阻止了国军的进攻、缓解了共军的困境,毛泽东又是一举两得。为争取中共最终参与制宪国大作最后努力，11月8日国民政府宣布无条件、无限期停战，同时保留中共和民盟出席制宪国大13名代表席位，此即第三次停战令。因为争不到具有否决权的14个代表名额，毛泽东裹挟民盟抵制立宪国大；同时又称国府单方面“停战令”未经协商，他们不受约束。毛泽东又是徒获停战之利。国民政府不肯放弃和平的希望，主动停战，主动和谈，主动退让；毛泽东不承诺，不守约，边谈边打。国民政府总是作茧自缚，毛泽东一直渔利和谈。人们总以为毛泽东也爱中国，相信和他们总有协商的可能；却不料党权之下毛泽东不讲任何信义，不受任何约束；民族、国家、和平无一不可为党权而蹂躏。
从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坚持要把地方自治和省宪自订的条款写进宪法。其实，毛泽东不关心、也不真正要地方自治，而是想用国家大法的形式把它军事割据的“解放区”政府合法化。更有甚者，中共代表秦邦宪硬要将“地方法官民选”列入宪法，显然是想通过操纵地方选举直接控制司法，其心不止于它已割据的“解放区”。无奈，死守司法独立的底线、受托起草宪法的张君劢不肯退让。
立场各异的双方所以能够谈判，是出于共同的诉求。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之所以破裂，是因为毛泽东根本不存“和”的意愿，政府也罢、国民党也罢，都是他必欲消灭之敌人。立场各异的双方所以能够谈判而协议，是因为信守共同的游戏规则；毛泽东则从不守信用、不重承诺、不受约束。
为抵制制宪国民大会，周恩来就讲“第三方面人士要团结”；青年党和民社党退出民盟出席国大，毛泽东就要把他们当作反动派驱逐出政治协商；翻手阳谋、覆手阴谋。毛泽东也曾放下身段求联合抗日，那是因为当时不如此不能解除围剿以求生存、假抗战以图发展；倚仗苏联军援为后盾自恃大势已成，毛泽东就对谈判伙伴以战犯论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毛泽东没有原则。194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公布43名战犯名单，令国民政府予以抓捕；民国总统、副总统高中头榜，虽然《双十协定》毛泽东声明承认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宪草上不肯让步的一介书生张君劢惹恼了毛泽东，也上了战犯黑名单。……
就这样，一个民主、和平、战后复兴的机遇就断送在毛泽东手里，从此开始了对中国民生、社会、文化、历史、国家、民族前所未有的劫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