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穷的社会没希望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埃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尖锐地批判特权阻碍自由的社会后果，指其可能造成“被封锁的社会”。时过四十年，中国却无意间成了被特权封锁的社会。被封锁的社会在现代信息条件下，可能发生骚乱型社会革命，已经由“阿拉伯之春”作了实证。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我相信这个结果是促成温家宝总理明确说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之论的基本原因之一，尽管国内重大政治事件是最主要因素。所谓的重庆模式就是要建立一个封锁型社会，温总理的“权力阳光论”至少表明了对重庆模式继续批判的态度。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超过处罚界限的暴力行为

二○○五年，山东东营市广饶县一位十五岁的端盘子送菜的王姓女服务员，被老板威逼去陪客人喝酒，因客人消费额度没达到老板预想，而被老板殴打致死。这起故意伤害致死案件到今年三月才有司法处置结果。暴力受害者呈现出低龄化是个值得注意的趋势。在北京，今年二月份，一位十六岁的送奶工仅仅因为不慎打翻一箱牛奶，就被其老板父子殴打致死。同月，在河北保定市白沟镇，十五岁的张姓男童被黑龙江籍的老板残酷虐待，身上被割出数十处伤痕。这个没有到法定工作年龄的孩子每天被迫工作十六小时。

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家庭贫困，没有人愿意让未成年的孩子出去打工。在另一端，如果不是业主对穷人怀有刻骨的歧视、轻贱，也不至于甘冒法律风险进行如此暴虐的伤害。中国社会崇拜公权力，而钱能买到公权力或买到公权力的服务与庇护，富裕阶层就自动地把自己视为公权力的一部分。同样，在现行政治制度下，公权力的滥用已经成为常态，富裕阶层实施的超过处罚界限的暴力也是他们自视为公权力一部分的必然结果。

中国大陆每年都要发生大量的群体事件，往往伴有毁坏警车或其他执法车辆的行为，是百姓仇警进而仇官的一种情绪宣泄。去年七月，在贵州安顺市，残疾小贩遭城管殴打后莫名死亡，引发大规模抗议，民众掀翻城管执法车辆并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对峙。同年十一月，在贵州的一个县，民众不满乡政府执法粗暴而致一对村民父子被活埋小煤窰，怒砸乡政府办公楼全部玻璃，随后掀翻前来维持秩序的五辆警车。

公权力陷入“暴力迷恋症”

群体事件中的过激反抗并没有遏止住以警察权滥用为突出特征的公权力滥用行为。比如菜贩被派出所扣押后，出现所谓自杀现象而警方无法提供实时全程监控录像；再比如，便衣警察借故殴打路人致其骨折，而警方却以“是个误会”来敷衍社会质疑。毫无疑问，公权力已经陷入了“暴力迷恋症”状态。由此，整个社会也将被推进暴力的漩涡。因此，温总理的“权力阳光论”变为现实的先决条件，是医治公权力“暴力迷恋症”。

说公权力陷入“暴力迷恋症”状态并非夸大其词，最好的证明就是这种重大社会疾病具有传染力。上面涉及到的富裕阶层自视公权力组成部分的情况，而印证“暴力迷恋症”具有传染性的最好证明，莫过于今年四月份发生在北京的奔驰男与奥迪男痛殴夏利车主的事件。虽然夏利车主不算绝对穷人，但比起前者来分明是“相对穷人”。前者在借故施暴后声称自己是海南公安局长与武警首长的关系人。尽管海南官方立即否认了这种说法，但施暴者的“造谣”行为至少说明了两点：其一，只要和公权力拉上关系就可以施暴而不用担心法律后果；其二，公权力拒绝阳光运行，才使“造谣”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中国社会以仇富、仇官、仇警、仇穷之“四仇”为标志，戾气弥漫的特征还将继续存在。换言之，被撕裂的性质与被封锁的性质相辅相成。

伪知识分子时代的道德绝望

对公权力崇拜和对金钱信仰也是精英焦虑的表现，他们焦虑会被权势边缘化，会因边缘化而无法获得保证自己体面生活的经济收入，或者已有的地位与财富没有安全保证。在后一层意义上，人们不难理解司马南与孔庆东之流为什么仅仅“披了一张知识分子的皮”，本质却是权势者的走卒与金钱的奴仆。与此同时，公权力的暴虐不仅表现在现实暴力上，还表现在运行环节上对穷人实行无所不在的羞辱。一个因信仰“邪教”的妇女被警察声言“回家就抓”，以至于有家不敢回，而能够筹齐两万元的取保候审金就可以暂得安生。一个因问题屡屡不能了结的常年上访者到公权力机关递交材料，或是遭遇（政法委）拒收或是要求收到机关（信访局涉法涉诉科）出具收到证明而不果。原因很简单，上访人没有能把接待官员请到酒桌上的人际关系。或者说，他没有相当量的金钱来经营人际关系。

穷人遭遇无所不在的公权力羞辱，是许多穷人不惜人格而改变现状的巨大动力，结果是成功者的心理被扭曲，失败者更加愤恨整个社会。从这点上，我们更不难理解司马南与孔庆东们对重庆权势者的投靠。如果给两位超级伪知识分子做现实印证，看一下“教师冒领贫困学生补贴”的新闻足够了。

教师在这个社会算不上富裕阶层，更何况冒领者只是个镇学校的教师呢！这件发生在四川安岳县两板桥镇的丑闻，可谓穷人仇视穷人的经典，它也是伪知识分子时代道德绝望的信号。长此下去，社会崩解是没任何疑问的──被撕裂的社会极易产生暴力革命，中国历史上大量的农民起义事件可为镜鉴。

“黑领阶层”的国家臆想

有多少“严格执法”的结果是公权力体系对底层社会的敲诈勒索，有多少“重拳出击”的理由是公权力分子对弱势群体的公然抢劫，只有公权力的最直接获益者才知道！所以，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权力分子不希望权力在阳光下运作。如果民间有人或有体系来质疑公权力的运行，那他们无疑会被暗中定性为敌对势力。

尽管现在由于薄熙来事件的发生，他高频使用的“敌对势力”一词出现了使用者被贬义化的趋势，但是妨碍了被称为“黑领阶层”的那些掠夺国家财富的人们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原因很简单，“黑领阶层”想当然地把自己视为国家的化身，情况正如普通的富裕阶层把自己视为公权力的一部分那样

来源: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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