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觉得游泳池里被下了毒
一九五八年初，我感觉到毛的性格起了变化。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我们由南宁飞往广州，再回北京，只待了几个礼拜。五八年一月，毛展开整风运动。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是关起门来整，自己人整自己人。三月初，往成都，召开成都会议。
四川省委给毛安排的住处，在成都城西二十华里的金牛坝。金牛坝招待所占地面积很大。坝后有一个花圃。院中错错落落的竹林旁有苍松翠柏，小径旁又挺立著棕榈和柚子树。花圃中，茶花开得火红。石径上布满了苍绿的青苔，雨后远处山石树苍苍茫茫，融合成一片迷离闪烁的青光。毛在散步时说，看来中国画的金碧山水派，和大泼墨的山水画派，都有自然界的依据。
我很高兴能重返旧地。我自一九四四年夏天，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转到重庆歌乐山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离开成都，到这时候已经十四年了。因此我趁这机会去拜访位于华西坝的母校。
华西协和大学校内原本是郁郁葱葱，其风景之美和占地之广，居全国之冠。校园在我的大学时代繁盛有若天堂。但它现在已面目全非。在原来的体育场开了一条由北向南的大马路。整个校园被一分为二，拆了许多原有建筑，包括一座座小楼的教授宿舍，明德楼(Vandman)及加拿大学校(CanadianSchool)。大钟楼、医科楼及新医学楼虽然没有大的变化，但已失去昔日的绚丽。校园疏于照顾，杂草丛生。校门外的小天兰街也失去了昔日的幽静风采。
学校现已改名为四川医学院。文、理学院则合并到四川大学。我任毛保健医生一事很少人知道，所以未去惊动太多老同学。我只去拜访了孙玉华，他当时是医学院院长。说起旧日情景，不胜唏嘘。
回到金牛坝，毛问我都看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到唸书时的学校，华西坝去看了，已经有十四年了。毛又问遇到什么人。我说有几个老同学，我没有去看他们，不方便。毛说：“旧地重游，也应该旧雨重逢。什么方便不方便。”这我没有听他的。因为中央在这里开成都会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几次请毛看川剧，毛以进城里往来费时费事推辞。李井泉提出，就在前院的礼堂内演出，毛终于同意了。
第一晚演出剧目是“抢新郎”，是出喜剧。剧情突起滑稽，演员才华精湛，很快就将我完全吸引住了。我看毛，他也是全神贯注，有一次竟将香烟点燃的一端放到嘴里。以后每晚都有川剧演出。从此以后，各地为毛兴建豪华住地，都附有小型演出礼堂，以利毛观赏戏剧。
毛对金牛坝的室内游泳池抱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惧，也是在那时我才感觉到毛的变化。这游泳池是李井泉完全模仿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兴建而成，结构上完全一样。毛到成都后，从来不在这里游泳。他不断要我们去游，而且要我们告诉他，在这里游，比北京的游泳池，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毛老觉得池子里被下了毒。我们试游过的人全安然无恙。我对毛的恐惧很感纳闷。多年以后，毛的猜忌心越来越严重，我才了悟其实就是他往后发展成为迫害妄想症的前兆。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召开成都会议。成都会议事实上是南宁会议的继续。毛大肆批评主持经济发展的党领导。毛一方面鞭策他们提出十五年超过英国和倍增钢、农产量指标的具体方案，另一方面指责他们是小脚女人，步伐放不开。此时虽经过五七年夏季的反右整风，毛对党仍未恢复信心。
毛在成都讲话中说：“要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应该讲真心话，振作起精神来。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才好嘛。.........但是这些干部老爷们，却并不想势如破竹，反而精神不振。这是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就像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下来。”
毛还说，“中国儒家，对孔老夫子就是迷信，不敢叫他孔丘。唐朝的李贺就不像这样，他叫汉武帝，直叫其名，曰刘彻，刘郎。”
“害怕教授，进城以来，对于教授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对他们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却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思想，‘谢主龙恩’的残余思想。”
毛认为，有些人，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阻碍了“革命”的前进；知识分子一般说来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进行革命，就要寄希望于年轻人，要年轻人带动“革命”。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事物，他就抓住不放，向老古董开战，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孔子从二十岁才开始，创学派，收门徒。耶稣有什么学问?他创立的基督教，还不是流传至今。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孙中山年轻时有多大学问，不过是高中程度。......在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了学问多的人。”
毛并不是在说反话。中国儒家不敢叫孔夫子孔丘；全中国也没有人敢直呼“毛泽东”，一律称呼“毛主席”。他说的话后来变成了教条。毛常扭曲历史为其本身的思想做辩解。孙中山一九二一发动革命时是个医生和富有的知识分子。
数年后，于一九六六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全国年轻人起来批判他们的教师和共产党--我常想起他这些谈话。文化大革命在毛的脑中已酝酿多年。但在成都，毛仍需要党来执行他的意旨。他批评“反冒进”，直斥这帮人是非马克思主义，犯了离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毛坚持经济建设该大大加快脚步。
任何反对的人，都被打成右派。毛鞭策经济计划委员会向前猛进，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条的总路线。
我也察觉到毛对社会主义的了解正在逐渐改变。虽然中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阶级仍旧存在。毛提出有两个劳动阶级，即工人和农民，他们是“好”的。当时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毛说：“知识分子动摇性很大，哪边风大，随哪边跑。有些人读了不少书，可是对于实际问题一窍不通。”这是他第一次开始谈到阶级斗争。毛觉得成都会议开得很成功。粮产量指标节节上升。会中通过了三十七个决议。每项决议都取代了先前中共八大制定的现实的经济路线。
中国急速驶入“大跃进”的深渊中。毛的权势如日中天，党内异议分子噤若寒蝉。凡对不合实际的高指标抱着怀疑态度的人都得顶着被打成右派的危险。“反冒进”言论在毛的淫威下沉默了。奉承阿谀的人开始扯著瞒天大谎，同意他们明知无法达到的高目标，争先恐后地把指标越提越高，形成一连串空想的“大跃进”计划。
恐惧开始弥漫。越不可思议的假话假象，毛越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