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似乎盛产“反革命”，随手一抓就一大把。你看，何处不是？反毛、反共的是“反革命”，不反毛、不反共的也是“反革命”。老的是“反革命”，少的是“反革命”；男的是“反革命”，女的是“反革命”，读书的娃儿是“反革命”，不读书的娃儿也是“反革命”。反正遍地都是“反革命”。
毛泽东喜欢“反革命”，认为“反革命”愈多革命形势愈好，“无产阶级专政”愈巩固。何况送他们进入监狱或劳改队，挣来的比消耗的多得多，是个很划算的买卖。及至“革命”发展到1958年，缺衣少吃的“大跃进”年代，“反革命”多是肚皮惹出来的，说得直白一点是饿出来的。
毛说得不错，“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那吃饭也是一样，仅管嘴上说“社会主义是天堂，人民生活好幸福”，可肚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老是咕咕叫：我饿，我饿。饿了就要说话，说话就有牢骚，有牢骚就是“反革命”。
文革中破“四旧”时仍有例外，毛泽东仍可以读他的《资治通鉴》、《容斋随笔》等一大批线装古书。林彪、江青家中都有小电影，随时可放以调看欧美影片。康生仍可以搞他的古砚、古字画收藏，而这些在民间是绝对禁止的。口头上说“群众是英雄”，实际上却把群众当成成群氓。
文革时期的自产汽车，车速很慢，上坡时竟然会倒退，让旅客吓出一身冷汗，驾驶员只好动员旅客下车轮帮忙推。这样的情况我迂到多次。长途车一地到一地，每天一班，误了这班，天大的事也休想再走。
文革时期的电影，除了“八个样板戏”外，有人作打油诗，说是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还有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明其妙”。
文革时期，文化工具书除了一本《新华字典》，再没有了。
文革中，龙灯、耍狮、泥人、庙会、灯节、木偶、相声、船灯、菩萨、古戏画、福寿绣、做礼拜、诗会、笔会、同乡会、修谱、祭祖、乞巧、中秋赏月、作揖、合十、花轿、建醮……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有理”。在文革中唯一可行的反映古代内容的小说是姚雪垠的《李自成》。看过这部长篇小说的人说，李自成在学《毛选》。
文革改名成风，许多人丢弃父母取的名字，为适应潮流，改名为“文革”、“红卫”、“卫兵”、“卫东”、“卫东彪”、“卫红”、“红旗”、“路进”、“向阳”、“解放”；有的要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连姓也改了；地方名改的可就更多了。全国有无数的“反帝路”、“朝阳路”、“兴无路”、“跃进路”、“井岗山大队”、“红卫大队”、“星火大队”、“红旗大队”、“东方红大队”、“反帝医院”、“朝阳医院”、“红旗医院”、“工农兵医院”、“东风医院”、“解放医院”、“红旗小学”、“卫东小学”、“红卫小学”、“反帝小学”、“阳光小学”、“长征小学”……等等，很多很多。令邮局投迭大伤脑筋。
好些地方，从明清起，特产在全国、全省十分闻名。在文革中却不见了踪影；有的地方，从古以来就有不少人文景观，在文革中却荒草萋萋，满目疮痍；为了粮食“上纲要”，福州的西湖竟然填起泥来种水稻，结果只长叶，不长谷子；有的地方体育场、足球场翻土种庄稼，但因水土不和，颗粒无收。
文革中，既然“治国无能”，惠民无心，大家都穷，上锋也就顺应时代的潮流，索性提倡“穷光荣”。我外婆长得较胖，上街时较讲究，拣穿新些的整齐的蓝布衣服，不想却遭横祸，当她进入影剧院寻找孙子时，剧院正在召开批判会。她被几个大汉不由分说地拖到台上批斗，说她是“地主婆”。突如其来的遭遇把外婆吓得没了主意。后来有人说错了，外婆才放回，但并无人道歉。那年月人的尊严、生命不值一文，根本无处评理。我外婆正犯了“穷光荣”的忌。外婆平日喜欢进戏院看戏，自遭这次人祸之后，她再也不进影剧院了。
文革中，各地都有人因受不住没完没了的折磨，或没完没了的侮辱，而后自杀了。对于死者的评论，各地竟出奇的一致：“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自绝于人民”、“死了喂狗”、“死了活该”。都是些冷漠无情的判语。
文革中时兴群众判案。有一个人被抓起来了，过了一阵子，县保卫组派人到这个单位去召集会议，征求大家对被捕之人该如何判，不想多数人信口开河，不假思索说：“枪毙枪毙！”开言的有他的弟子、朋友、多年的同事。两年多后，此人释放出狱，闻知此事，太感恶心。
中央在召开九大时，虽然十分隐秘，各地却略有风闻。当天深夜，各单位扎起采车，演员化好革命样板戏的装，守在大街上耐心等候。一时广播大响，说是九大胜利闭幕，毛主席再次当选了中共中央主席，林彪当选了副主席，毛主席选中了无产阶级可靠的接班人，此事破天荒写进了党章。林彪还成了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于是街上鞭炮大作，锣鼓震天，彩旗飘扬，口号震响，好不热闹。
1971年9月13日以后，敏感的老百姓感到有些异样起来，一些报刊上林彪的话，林彪的像突然不见了。有人轻声相传，“中央出事了！”纸包不住火，不久从中央开始，严格规定层层往下传达关于林彪企图“谋害毛主席”，最后“叛逃”的重大政治事件。文件中还有爆炸性的《571工程纪要》。有人说，怎么可能呢，不是刚刚还选他当接班人吗。因文革中因言获罪，因言送命的事太多了，故无人大胆传扬。在层层传达中央文件时，还不到那一级，便因为好奇而先泄露几句秘密的竟被开除了党籍，有的还被逮起来。后来文件越传达范围越宽，连一些平民百姓都知道了。上级要求各单位开展对“林彪一类骗子”的批判。原本提倡搞批判要大张旗鼓，大叫大喊。这回却例外，开批判会时关门闭户，连窗户缝也要关紧，发言时还得轻声细语，领导不时嘘声提醒：“小声一点！”后来终于全民都知道了这样件事。在一次地区举办的批判会上，有位工人斗胆向地区高层领导提问，既然毛主席对林彪早就“洞察一切”，还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来挽救他，为什么还要选定他为接班人，还称“亲密战友”呢？这问话令地区领导一时语塞，只好说“不要提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党的接班人之事竟成“鸡毛蒜皮”之事！
文革中常搞“忆苦思甜”，目的是让大家对旧社会更加痛恨，对新社会更加热爱。单位过中国新年，在会餐以前，让大家先尝“忆苦饭”，那是炊事员到河边、田头采来的野草野菜，各人都要吃一碗。有人为了讨好炊事员，也表示自己能吃苦耐劳，因而说“好吃”，但这不对，被认为是美化旧社会，野草野菜怎说好吃呢？有的人则皱眉说“很难吃”，倒掉了。也不对，因为没有配合好“忆苦思甜”活动。一次单位请武装部副政委来作“忆苦思甜”报告，他上讲台说，会场布置不到位，从前他到部队忆苦思甜，讲台后要拉上蓝色布，要砍好多青松枝扎起白色小纸花装点松枝，还要点上好多白蜡烛。我暗想，这是摆灵堂吗？还听过一个工人忆苦思甜，他说从小家里穷，给地主放牛，迂大雨，到铁路涵洞躲雨，结果被人关在里面饿了一天差点饿死。有人问是谁关的？他说是一个铁路工人。问的人感到遗憾，他应该说是地主的狗崽子关的就好了。又有一次农村大队召开忆苦思甜会，一个老农上台诉苦，说的是半洋不土的话。他说家里如何穷得不得了，有病无钱治，还饿死了人。城里下乡蹲点的干部听了有些不对头，以后听出来，老农诉的是1960年的苦，要阻止已来不及了。还有一次听一位文艺界人上台忆苦思甜。他说旧社会家里太穷，姐姐只得去讨饭，不想被万恶地主老财的狗咬了一口。大家对这一说法听得太多了，许多忆苦思甜人都说过“被地主的狗咬”的故事，在一些中小学生故事读本中也屡屡见到。今天一说，疑有抄袭之嫌。他接着诉苦，姐姐被有钱的资本家老板奸污了，有人说应该去告这个坏蛋，他父亲说，怎么告？现在只有地主老财的理，资本家老板的理，林彪的理。听众大哗，那时怎知有林彪！各地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时，常要唱的歌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这首歌从歌词到曲调，极有挑拨、煽动性。如果忆苦会兼批斗会时唱这首歌，一些“四类分子”连带他们的子女可要遭殃了，有可能要挨几下无情棒。文革中就常有地主的“狗崽子”挨揍的事。想不到的是，一些共产党高干被打成了“走资派”，他们受尽揉躏之后，子女也得到相同的待迂，如刘少奇的儿子刘源，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
文革中“四类分子”是世袭的，老地主如果去世了，地主帽子就扣到其妻头上，再往下就扣到长子、孙子头上。地主经常要出义务工，这些义务工也依世袭往下派。
文革中反复无常，打了许多“现行反革命”，有人上午还在训斥别的“现行反革命”，不想下午自己也变成“现行反革命”。一个学生在操场贴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张红纸一个字。可恨老天有意作对，一阵风把“不”字吹掉了，于是成了“战无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个学生一下子成了“现行反革命”；一个人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擤鼻涕时，一堆鼻涕正好摔到大字报栏的毛泽东像脸上，他于是成了“现行反革命”；下雨天，一个女人拿竹篙在老房子大厅去晾衣服，有人从街上走过往里看，通过裤胯裆处正好看到墙上的毛泽东像，这个女人立即被在头发上理了十字叉，又打成“现行反革命”游街示众；一个年青人文化不高，刷了一张大标语，其文是：“誓将复辟斗争进行到底！”结果成了“现行反革命”。尽管他的家庭是“贫下中渔”也无用。他的原意应该是：誓将反复辟斗争进行到底，只须添一个“反”字就无事了；还有一们很有才华的文艺青年，领导叫他去排一个“歌颂毛主席”的节目，他为舞台天幕背景画了一张草图，在一面大红旗中简单地勾勒了毛泽东的头像，被人看到后说他是丑化伟大领袖，罪名不轻。领导出来表态，宣布他为“现行反革命，”开除团籍，立即押送农场监督劳动改造；一对夫妻吵架，女的脾气大发，抄起桌上的毛泽东石膏像就往丈夫头上砸，石膏像落在地下打得粉碎，她于是成了“现行反革命”，爱到批斗；一个大队副书记，用江西话指着毛泽东头像对人说，“滚头古”（肥猪脑袋），立即成了“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从此打入“四类分子”另册。一个苏州人说，我在苏州天天喊毛主席万岁有肉吃，这里天天喊毛主席万岁没有肉吃。他也成了“现行反革命”，加上其他一些“罪状”，被抓起来坐了两年牢。单在我个人的生活小圈子里，就见到这么多新生反革命，全国可知多少？
文革中极力提倡斗争，有一出“样板戏”也唱道：“征途上处处有斗争”。为了突出阶级斗争这一主题，把盗窃犯、抢劫犯、强奸犯、流氓犯、投机倒把犯前面都冠以反革命。有些本来与阶级斗争不相关的案子，也硬往阶级斗争上靠。例如两个孩子打架，如果查其中有一个孩子的家长是地主或反革命，这场小孩打就很可能被断为“阶级报复”。一个人爱养花、养金鱼、养鸟、爱古人字画，他很可能被斥为“资产阶段”。朱德爱养兰花，就被造反派攻击说是资产阶级。一个60多人的单位，文革中这次你整我，下次我整你。有时“掺沙子”，有时“挖墙角”，有时“背靠背”，有时“面对面”，有时“人人过关”。使尽了整人毒招。到文革结束时，一清点，只有三、四个人未被整过。有的开除，有的坐牢，有的挨斗、有的挨打、有的经济退赔、有的辞退、有的下放农村、有的被考察。
文革中有人煞有介事地说，发现烟合上有“反标”，他把烟合上的图案指给人看，说看到“地主万岁”四个字，人们按照他的迷宫的手势指引，似乎真有“地主万岁”四个字，但又不很像；又有人大叫大喊，说在河南出的邓烟商标上，发现了有“邓小平”三个字；又有人拿着一张报纸气愤地说“太反动了！”大家左看右看，并无发现，他指着一个毛泽东的头像，然后把报纸反过来，正好在对着头像的背面有“反革命分子”几行小字；有人在农场“牛鬼蛇神”的床铺下看到一把柴刀，说是找到了阶级敌人准备阶级报复的证据。
文革中随着“破四旧”运动一阵喧嚣，笔者平时如同珍宝收藏的《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千家诗》、《堂吉诃德》、《西湖佳话》、《陆放翁集》，还有《趣味动物》、《宇宙的秘密》、甚至《鲁迅选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等等一大批书都被收缴了。在新华书店、图书馆，古人、洋人，民国时期、文革以前的文化艺术方面的书都绝迹了。笔者串联到杭州，想买本书作纪念，一看都是适应政治需要的书，毛泽东的书占了一大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点缀了一些。此外还有一些教人如何栽种地瓜、茄子、萝卜的书和少数医学书。笔者找来找去，在很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一本电影剧本《蚕花姑娘》。奇怪的是有一本叫《欧阳海之歌》的书却流行起来。作者金敬迈在书中描写了一位战士欧阳海，喜欢学习，如饥似渴地读“毛主席著作”。早期的版本还说他也读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觉得很好，很有体会，认真做了笔记。文革不久，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便遭了殃，可怜薄薄一本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也被批成“黑修养”。金敬迈忙把书及时作了修改，改为欧阳海翻开《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看了一下，狠狠地丢到窗户外，被风一吹，这本书正好掉在窗户下的垃圾箱里。何等地适应潮流。一些单位曾动员青年人去买这本经过修改的书。
所谓文化大革命，其革的恰恰是中华的最优秀的民族文化，如：《史记》、《战国策》、《孙子兵法》、《古文观止》，“四大名著”，诗经、唐诗、宋辞、元曲、汉赋，《清明上河图》、《兰亭序》、《滕王阁序》、《牡丹亭》、《桃花扇》、《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这些都是被革除的对象；另一个被革除的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百姓的衣食住行日趋穷困间陋。
文革中破“四旧”时仍有例外，毛泽东仍可以读他的《资治通鉴》、《容斋随笔》等一大批线装古书。林彪、江青家中都有小电影，随时可放以调看欧美影片。康生仍可以搞他的古砚、古字画收藏，而这些在民间是绝对禁止的。口头上说“群众是英雄”，实际上却把群众当成成群氓。体现的是一种上智下愚的思想。
文革时期，中小学生课外阅读的书少得可怜，即便有也是宣传阶级斗争的，如周扒皮剥削农民，收租院，《草原小姐妹》，贫下中农被地主的狗咬伤的故事。课本也有很大变化，连小学生的《算术》也有变动，常有某大队上个月批斗了15个地主，下个月又批斗了17个地主，问这个月共批斗了多少地主这种类似的算题。中学的《物理》、《化学》、《几何》课中牛顿、阿基米德、瓦特、欧姆、爱迪生、门捷列夫、祖冲之、张衡等的名字都不见了，代之而有名的是“工农兵”。
戏曲舞台上出现了“八个样板戏”，从艺术方面来看，内行人也认为唱做念打确是不错，后来有人批其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这些戏，创作讲究“三突出”、“三陪衬”，剧中人物“高大全”。这些舞台上的主要人物，都是共产党员，在路线斗争中都站在毛泽东一边。化妆都是英俊武勇，虎虎生气。表演中常站在台中心，发表重要讲话时都要跳上高台。主要人物必有一个抒发内心感情的很长的中心唱段，这时台上其他工农兵都要让开。唱段中必然要提到在毛泽东正确指引下的成长经历。唱到这里时音乐旋律特别激昂。有战斗时他必然打头阵，长相、枪法、刀法、口才、眼力、力气、敏捷、战术、胆略、谋划、忠诚均为一流。有一出戏叫《沙家浜》，名字是毛泽东亲手改的。此剧原名《芦荡火种》，剧中的主角是阿庆嫂，她是领导共产党地下斗争的，因为地下斗争是刘少奇的本事，革命最终取得成功必需要武装斗争才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泽东的名言。而且革命火种只能是秋收起义。从沪剧改为京剧时主角变成专搞武装斗争的郭建光，阿庆嫂只是在他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剧名也改为《沙家浜》。以后“样板戏”大都有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的内容。有一阵子演出《奇袭白虎团》时着装英武漂亮的“朝鲜人民军”没有了，取代的是男穿背心，女穿长裙的朝鲜民众。有传说朝鲜倒向苏修，“变修了”，因而舞台上的抗美援朝也不再需要中朝战士并肩战斗了。“样板戏”中有时会设计一个思想较落后的配角，其身份往往不是管打仗、就是管生产的队长。说是突出“工农兵”，实际上是突出毛泽东。“样板戏”中除杨子荣确有其人外，其余人物都是虚构的。在实际生活中，那些抓生产的，埋头读书搞研究的如陈锦润之流便很危险，有可能会被扣上“以生产压革命”，“低头走路不看线”，“走白专道路”的帽子，做出的成绩却被专搞阶级斗争的人夺走。
文革中歌声不断，除了《国际歌》、《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等极少数的老歌以外，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颂扬毛泽东一人的歌，许多是少数民族特别是西藏味的歌。开大会有时同唱《东方红》和《国际歌》，一边说“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一边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不知谁对谁错。最有尊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只能听曲，却不能唱，因为歌词的作者是田汉。文革一开始，田汉就成为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条汉子”而被打倒了。有一个时期，还听说于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国歌歌词要改掉。1978年3月5日，由第五届全国人大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国歌歌词果然改掉了。新词开头是：“起来，各民族英雄的人民”，最后一句是：“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还有，依林彪题词而编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时唱响中国。后来林彪外逃，这首歌也禁唱了。连他过去提出的，原来一直喊遍全国，让毛泽东十分赞赏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也不时行了。后来毛还改口说：那“三个副词”（指“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讨嫌！”，“名曰树我，不知树何人？”1967年林彪在部队推行的“四个第一好”，毛泽东赞扬说：“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又改口说“四个第一好不见得都好”。从此全国政治思想工作中十分推行的“四个第一好”也无人再说好了。
文革还时兴语录歌。也难为作曲人，硬是把既没有押韵，字句又不整齐的毛泽东语录编成了歌曲。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共产党员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据说很多都是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劫夫编的。立了如此殊功的音乐家不知为何又被批斗，因而送命，真是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