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希拉里也只能站在自由的彼岸，眺望着北京城里那座孤岛中的世界奇观。（看中国配图）
陈光诚真是天真淳朴得有些可爱！5月2日的那天下午，当陈光诚有些抑制不住兴奋的感觉，怀揣着美方转达给他的中方保证，只要他一走出大使馆，他将立刻恢复中国公民所有的人身自由。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恐怕连希拉里和骆家辉都没有料到，原先中方信誓旦旦的许诺，会在当天离开北京朝阳医院之后就迅速失效。翌日，美国使馆的人几次三番设法想再尝试进入医院探视都只能悻悻而归，无缘再见。以至于现在使馆甚至想到要化妆成护士潜入医院去的地步了。据美国之音报道，陈光诚入院后，不断有人从大陆各地赶来，希望探视他，但均遭悉数拦截，无一成功。一群来自山东的民众表示，他们进入医院，却遍寻不着陈光诚，因为担心被警察、国保找到而遭到报复，最后只得放弃离开。
陈光诚在这一周之内的“一出、一进”，分明向全世界演示了他从“最安全的地方”出来，又一不小心再次陷于“最不安全的地方”的尴尬历程。现在，希拉里也只能站在自由的彼岸，眺望着北京城里那座孤岛中的世界奇观。这些天里，陈光诚通过电话向他的朋友倾诉，已经听说有很多人想来看他却不得其门而入，一个星期以来，他至今连一个朋友都见不到。他已被当局活活困在了医院里，就像陷于孤岛中的囚徒一样，整天被孤独笼罩而无缘自由的呼吸。
一
我回想起十多年前，当2岁半的儿子要送往附近街上的幼儿园去托管的时候，幼儿园的阿姨告诉我说，孩子第一次离开熟悉的父母会很不适应，会有恐慌感，到时你们不要留在园内，要尽快离开，否则，会扰乱我们的管理，也不符合幼儿园的惯例。但我还是没有离开。因为我想看看自己的孩子到底会经历怎样的恐慌，阿姨们对此会如何“管理”？当我怀揣着某种不安的心情，缓步离开儿子所在的大房间，就打定主意先不走，躲在窗外的一角，悄悄观察一下房间内的动静再说。
开始的一段时间，发现孩子并没有什么感觉，仍在一个人安静地摆着积木。大约过了一刻钟左右，我就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孩子左右环顾，突然发现不对劲，紧接着，他跳起来不顾阿姨的断喝，在前后长达8米左右的两个窗门之间发狂似地奔跑着，呼叫着：“爸爸！爸爸！”我看到孩子的眼瞳里充满了恐惧，还有说不清的慌乱神色。孩子就这样来来回回简直如同世界末日般地拼命狂奔着，呼唤着。而坐在一旁的阿姨，对此视若无睹，神情格外淡定。那一刻，我真想冲进去，抱起儿子就走。以后我每当忆及这一刻，心里仍觉愧疚不已。我不知道美国幼儿园的阿姨会不会听任孩子和父母之间出现如此近乎残忍的一幕。毕竟，在年仅两岁多的孩童的世界里，满眼只有近在咫尺的父母的呵护，而没有任何陌生环境和冷漠面孔的恐惧经验。
尽管陈光诚早已是成年人，但由此也可以想象，在他被美国使馆的一大群人簇拥着送进医院后，原先在使馆内说好的会有美国官员陪同在侧的承诺，一到黑夜来临，忽然一下子全都不见了踪影，这叫陈光诚怎能不感到心慌呢？这是人类的正常心理，一点也不奇怪。所以陈光诚的恐慌，我完全可以理解。正如美国战争片《红色机尾》（Red Tails）中的黑人英雄飞行员在与战友的对谈中所说的一句话：“每当我盖上机罩，我就有一种像是为自己盖上棺材盖一样的感觉。如果有谁对你说，他不怕死，那只能说明他是在撒谎。”
这几个星期中，陈光诚所走过的路，就是一条越狱——自由——再重新面临越狱的过程。虽然我没见过陈光诚，但我感到他的少有的淳朴，少有的真诚，与这个国家的统治性格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因此我百分之百地赞成他赴美的决定，早日实现他渴望自由的梦想。为了他自己过上像正常人那样的生活，也为了他的孩子们从小就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享受到快乐成长的人居环境。
二
陈光诚事件发生后，中国官方的逻辑居然是，美国政府必须为保护一个中国弱势的安全而道歉！对此，湖南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盛在微博呼吁：“美国，你这次无需道歉！该向中国人民道歉的，是某个政府和某些人！”他直指：“真是空前的无耻！一个盲人被长期非法拘禁、最终不得不借助国外使馆来保护自己时，我们的外交部却罔顾事实，宣称中国是法治国家，厚颜无耻要求公民遵守宪法和法律！”
当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古斯塔夫? 拉德布鲁赫在其所著的《法律智慧警句集》一书中有一句引自奥古斯丁的名言——“国家一旦没了正义，就沦落为一个巨大的匪帮”。在奥古斯丁看来，国家和法律是与正义不可分离的。他指出，在没有真正正义的地方，法律是不可能存在的，国家也会沦落为匪帮。因为国家的基础是正义，而这种正义只能凭借法律来体现。如果国家丧失了正义，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法律，因而国家也就丧失了真正的特征，它便与强盗无异。一句话，国家立国之基础在于个体权利至上与每个个体权利的平等。这里面一是真理，一是正义。
无怪乎网民忍不住要向美国人如此呼吁：“在专制国家，美国使领馆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希望美国将在中国的领事馆派驻到村一级！”这看起来几近戏谑的一句调侃，却真实地反映出哈维尔所称“无权者的权力”意义上的终极吁求。
那天下午，陈光诚在骆大使等美方官员的陪同下，走出使馆时说出的第一句竟是——“我自由了！”请记住，这是一位在中国法律范畴内早已不是“犯人”的陈光诚所发出的由衷感叹。如果在中国的土地上，看似“自由了”的陈光诚依然要为赢得“自由”的权利而亡命挣扎，那么，谁又真正有资格说自己是自由人呢？
三
从陈光诚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仿佛集中了山东人所有的地方特质。古人曰，鲁人身处内陆，观念相对保守，生活比较俭啬；粗犷豪迈有余，圆滑精明不够。山东人讲义气，很实在，忠厚、爽直，胸怀坦荡，无所顾忌。
山东人更重伦理，崇礼仪，忠孝传统理念遗传得最为深厚。这一点从骆家辉描述他那天离开大使馆的前一刻表现即可看出。当他听到只要去医院，便可立刻见到钟爱的妻儿时，他便毫不犹豫地站起身对骆家辉大使说道：“走！”
但陈光诚毕竟是只是一个耿直维权的农民律师，不可能洞穿政客们精于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盘算。好在有朋友们的提醒，他及时改变了原来“留下来继续战斗”的豪情壮志。显然，他的朋友之劝是对的。他即使留下来，也不可能干得成什么事情。
而就是这样一个如此淳朴得近乎单纯的山东盲汉，当局却恐惧到需要派上百人乃至上千万维稳费用，才得以让自己睡得安稳。对此奇特的“国情”奇观，我发现连一向不关心时政的网友，也不由发出无法理解的慨叹：“一个没有任何心机的朴实农村律师，而且还是一个瞎子，当局究竟是怕他什么呢？这个问题谁能回答？”
但如果反过来看中方的策略，也实在是极为被动且愚笨之至。用警察的强权，虽然可以制止国内外所有探视人群的进入，但这只会进一步加深美中官方之间本来已经达成的谅解鸿沟，同时也会继续加倍放大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由陈光诚一个人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这也像著名画家陈丹青所讲的一样，政府在这类事上，本来是可以有多种选项进行选择的，但往往“我们的政府”会选择其中最为愚笨的一项。他在珠海演讲时提到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一事。就说政府对此的反应，除了极大的震撼就是极大的恐慌。封锁一切消息来源，阻止刘太去领奖。结果事实上等于是进一步在国际上放大了刘晓波获奖的影响力，同时也从反面向整个世界宣告了刘获奖的正义性。陈丹青毕竟在西方呆了18年之久，既了解西方人的思维，也非常了解中国的体制性痼疾。
现在陈光诚经此事件，已经成了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的中国盲人。尽管中国当局不想顺应美方的“意图”和陈光诚的意愿——赴美“休息”和“留学”，但目前中国的处置应对，反使自己的处境分外难堪，放也没有多少“脸面”，不放则更失“脸面”。于是只好一味拖下去，能拖延多久就拖延多久。直到在外交上拖不过去为止。也只有临到那一刻，陈光诚的愿望才会终于得以实现。
四
不论是对陈光诚的处置之言而无信，还是对刘晓波荣获诺奖之应对无策，中国的统治集团内部都显示出含有浓烈的个人色彩。相对于胡赵时代的隐性进步而言，当下的统治形态，则明显是在步步为退。眼下的中国，不管是对待弱势的关注，还是对强势的放纵方面，都没有看到从制度转变上实行缩小分化的努力，反而在一步步扩大着惊人的贫富差距，也加剧着官民之间的断裂、对立和冲突。从民间流行的顺口溜，也可管窥时下民情汹涌和民智已开的状况：“他告诉我人人平等，自己却吃着特供；他要我勤俭节约，自己却代表国家坐头等舱；他要我热爱祖国，自己却把家人存款转移到海外；他要我尊老爱幼，自己却舍不得为孩子购买校车；他要我团结友善，自己却对一个盲人拳脚相加；他要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自己却私下微博直播开房……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双重标准了吗？”
为了维护这样一个“双重标准”下的稳定局面，只得缔造出这样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城管干了警察的活，公车干了公交的活，小偷干了纪委的活，医生干了杀人犯的活，专家干了赵本山的活，军人干了歌唱家的活，教授干了生意人的活，二奶干了卧底的活，网友干了侦探的活，微博干了媒体的活，干爹干了男友的活，女明星干了三陪的活，男贪官干了牛郎的活。”
于是，现在官方的主流声音，在老百姓眼中，纯粹成了必须“反着听”的弦外之音。如《北京日报》和《环球时报》在针对陈光诚事件上，民众看到“一说骆家辉的不好，就感觉，居然还有骆家辉这样的好官！如果朝廷批判某个人，那在我心目中，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好人；如果朝廷说某个人是一个雷锋似的好官，那这个人在我心目中，肯定是一个坏人。”
透过陈光诚的孤岛现象和民智渐开的苏醒变局，我们隐隐会看到某种希望的曙光正在临近。“天朝垮台前，利益集团已丢尽了它的脸”。那么，什么是独裁统治崩溃的临界点呢？当人民不再恐惧，也不再相信谎言，那就是独裁统治行将崩溃的临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