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没有一块净土，只有一块租界是唯一安全的地方，是唯一说理的地方，是唯一申冤的地方，是唯一阳光打在脸上的地方。难道美国使领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看中国配图）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越来越“不务正业”，最近他又从事第二职业，兼职接待中国上访者，被网民们封为“中国第一信访办主任”。他太忙了，刚刚指挥成都领事馆接待了副部级访民王立军，又在北京接待了平民陈光诚；他太累了，忘我工作，昼夜奋战，亲自安排成都领事馆为王立军加床，又“以非正常的方式将中国公民陈光诚带入使馆”；他太亲民了，亲自陪陈光诚到医院看病，亲自为陈光诚联系上大学，把党的温暖送到了访民的心坎上；他一头连着党中央和外交部，一头连着广大访民，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不愧是新时期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不愧是新时代的“活雷锋”；他的先进事迹集中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和精神，诠释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承应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唤。
在我强烈要求国家信访局授予骆家辉同志“模范信访干部”称号时，骆家辉却受到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的严厉批评，他批评骆家辉兼职信访办主任是“干涉中国内政”、“从事与其职能不相符的活动”，并强调“中国是法治国家，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信访办这个机构本身证明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在法制国家，司法救济是公民权利救济最为主要的形式，而中国的信访制度，是继承了封建社会告御状的文化传统，试图用行政权力救济替代司法救济，人治色彩浓厚，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从体制上动摇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中国的上访案件绝大多数是涉法案件，各地司法腐败导致公民不能得到正常的司法救济是其主要原因。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曾对632位进京上访的农民进行问卷调查，有401位在上访之前已经就上访的问题到法院起诉过，占总数的63．4%，其中法院不予立案的有172位，占42．9％；认为法院裁判不公的220位，占54．9％；认为法院判决后执行不作为的9位，占2．2％。
既然中国是一个法制国家，那么王立军和陈光诚为什么要到美国使领馆去上访呢？答案只有一个：“正常上访渠道”已经堵塞和失效。所谓的“正常上访渠道”是指通过当地政府信访办向当地领导反映问题，但信访办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部门，只能在上传下达、左右协调过程中充当“控访办”和“截访办”，他们的职能就是把秦香莲的上访信转发给陈世美。在很多信访案例中，一些政府自身就是矛盾的制造者。黑龙江省通河县委书记赵洪君，副县长崔永和、杜永新等人勾结恶势力霸占魏玺村48户农民6137亩耕地，22名上访村民先后被通河县人民法院或公安机关以“拒执罪”拘留(最长的拘留100天)，全村被公安机关拘留或限止人身自由的达到80%以上。县领导们变成了大地主，在抢劫的土地上盖起了别墅，有了自己的庄园。其中副县长崔永和，开发区主任刘国和，开发区副主任赫岩，劳动局局长李升，县纪检干部配偶、县拘留所所长张志宝每人分得土地700多亩，而且都得到了土地使用证。农民们上访了三年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在与县委书记打官司，哈尔滨市信访办一位干部好心地劝他们“别打（官司）了，赵洪君的老婆种着你们的地呢”。（2009年4月27日中央广播电台《黑龙江通河县48户失地农民上告反成被告》）
在这种现实情况下，面对民众的上访，要想政府公开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比登天还难。即便政府不是问题的始作俑者，由于政府官员认为上访就是闹事，就是精神病，就是破坏社会和谐和稳定，加之出于“伟大、光荣、正确”的考虑，对上访人员推诿欺瞒甚至镇压的情况屡见不鲜。深圳市四大政法机关做出的《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规定了“14种非正常上访行为”，其中明确规定越级上访就是违法。这个通知只对上访者的行为作了限制，但对接访者的“非正常接访”的行为却没有任何界定和约束处罚措施。所谓的“正常上访渠道”就是一条弯路，甚至是一条“不归路”，它是走不到头的，只能走进驻京办、上访学习班、黑监狱、精神病院、看守所、劳教所，甚至连自己的家也被变成监狱。
我曾经在一家省级法制报社当了10多年“本报评论员”，虽然在我的多篇文章中教育“刁民”要走“正常上访渠道”，但我心里明白，只有走“非正常上访渠道”才能避免被拖死在上访路上。在中国，只有你的上访材料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才能解决问题，有时需要得到总理的第二次批示，甚至是第三次，才能解决问题。2004年1月14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夏家骏根据一份农民的上访材料，向国务院发出了政协委员专用的“反映社情民意函”，反映鸡西市政府形象工程拖欠黑龙江省国际工程技术合作公司工程款累计最高峰时达5800万元，导致该工程公司拖欠拖欠农民工工资1160多万元，酿成农民工服毒自杀的问题，温家宝总理先后三次批示，黑省委、省政府先后三次派出调查组，都作出了颠倒黑白的调查报告。在其中的一份长达14页的调查报告中，不但隐瞒拖欠工程款的事实，还说农民工不是自杀的，而是喝酒喝死的。更恶劣的是，调查组向省法院建议中止了该工程公司一个已经胜诉的案件的执行，鸡西市政府领导扬言把上访人抓起来。在调查组的这个调查报告还没有报送总理时，夏家骏及时上书黑省委领导说明真相，得到省委领导批示：“对总理批示一定要认真落实，千万不能讲假话，并要求重新派人调查。”但荒唐的是，省委领导同时签发了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报送到温总理。这是多么虚伪、阴险和狡诈啊！直到国务院派出调查组，才证明夏家骏反映的问题是真实的（2004年8月5日南方周末《黑龙江鸡西反复造假欺瞒中央温总理批示查真相》）。
为了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为了得到中央领导的一纸批示，访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勇闯美国使领馆。到美国使领馆上访的人，不仅仅有康有为、梁启超、方励之、王立军和陈光诚及跑到中国的朝鲜难民，还有一些中国人到美国领事馆上访后成为“国家机密”。大庆市一名12岁女孩惨遭当地几名知名人物轮奸，主要犯罪嫌疑人杨文忠被萨尔图区法院以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强奸罪变成了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少女父母不服，上访四年无果，最后勇闯美国大使馆。大使馆里的“外国人吃饱了没事干，对中国的事指手画脚”。因“外交无小事”，案件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中央领导重视了，省委领导才能重视。2007年1月22日，杨文忠被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同时，大庆市公检法三机关十几名官员因接受杨文忠贿赂，违法办案、伪造证据、重罪轻判，被免职和撤职，其中一名公安局局长被判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看来，到美国使领馆上访就是好使，就是能解决问题。王立军如果不去美国领事馆上访，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了。陈光诚到美国大使馆上访后，中国政府将听取他对所受虐待的控诉并进行全面调查，他住进了北京朝阳医院的高干病房，司局级干部代表政府向他献花，老婆孩子被接到北京团聚，他将接受大学教育由中国政府承担费用，中国政府向他推荐七所大学任他挑选，老婆孩子可进京陪读并由政府提供生活费用和住房，到国外学习访问可自由进出……谁能想到他在6天之前还是一个“家庭监狱”里的囚犯，被7个摄像镜头和几十人监视着。
看来，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没有一块净土，只有一块租界是唯一安全的地方，是唯一说理的地方，是唯一申冤的地方，是唯一阳光打在脸上的地方。难道美国使领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写到这里，我郑重地向骆家辉同志提出建议：为了迎接中国第三轮上访高潮，赶快在大使馆里加床、加筷、加碗，并立即向中国申请租界土地，扩大“中国第一信访办”建筑面积。如果使馆周围居民不动迁，就动用中国的城管、防暴警察、武警部队及黑社会进行强拆；如果“钉子户”要到联合国去上访告你，你就给他们发签证，把他们安排到美国大学学习法律，像陈光诚一样享受奖学金，他们就不会告你了。
（原标题：美国驻华使领馆成为“正常上访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