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革和毛泽东纪念品商店里的宣传画
星期三5月16日是中国文革爆发46周年。文革在中国影响深远，朝野各派都从文革中学到了各自的教训。
*吃足大乱苦 官民都怕乱*
文革被称作十年动乱。而毛泽东自称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是历史学者认为，有时候毛泽东自己也驾驭不了局势。
文革后，无论是当权派，还是被毛泽东等人的历次运动“穷折腾，折腾穷”的民众，都求稳怕乱。当过美国助理国务卿的索乐文回忆他早年在中国留学的时候说，他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中国的官员和百姓都很怕乱。
1989年中国学生游行争民主
在八九学运初期、邓小平态度不明的时候，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的朋友何维凌告诉VOA，邓小平绝不会支持学潮，他最不喜欢乱了。后来，属于赵紫阳智囊团“体改所”的何维凌试图在对立的当局和学生之间调停，但是他被扣押了。有分析说，当权派里有人不愿意这种调停成功。
*文革回忆促使邓小平调兵镇压？*
美国前高官温伯格认为，对文革重演的恐惧促使邓小平等下决心镇压八九民运。
1989年，已经卸任美国国防部长职务的温伯格回顾他和中国高官的谈话说，中国高官对自己的文革经历记忆犹新，当温伯格谈到邓小平文革时被下放当工人的时候，比邓小平遭遇更惨的杨尚昆说：“他（邓小平）那个活儿容易，我那个活儿才真叫苦真叫重。”
温伯格估计，当邓小平等人在人民大会堂看到广场上黑压压的人潮，就想起文革景象，担心文革再现，所以出重手镇压。
*民要民主，官要强权*
反思文革，人们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少民众认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杜绝文革重演。而不少官员认为，只有坚持掌权，坚持党权，才能不让自己和子女再受文革中被打倒那样的苦难。
官方宣传一再把文革说成大民主，这被认为是抹黑民主。
*中国出了个薄熙来，是救星还是灾星？*
对文革痛定思痛，朝野都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不能再出毛泽东。曾在1989年被指控为动乱黑手而坐牢的学者陈子明说：“因为毛泽东已经出过一个了，所以大家知道毛泽东危害之大，这是岁数大一点的普通民众和官僚们都知道的。”
薄熙来在重庆推崇毛泽东，采用一些文革做法，赢得毛派、文革派、民粹派的支持，也激起批毛派、自由派和文革受害者的反感，也引起官员们的警惕。
中国出了个薄熙来，但朝野主流派不要“薄泽东”。
网上有文章说，不批文革，就会再出薄熙来这样的高官。
*非法手段双刃剑，法治之下才安全*
文革无法无天，除了毛泽东谁都不安全。曾经不顾宪法而跟着毛泽东整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自己挨整时拿着宪法也无法自保。
在1966年的所谓红八月，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还鼓励女红卫兵宋彬彬“要武”。随后红卫兵以破四旧和斗黑帮为名抄家、打人、烧书、抢掠，还受到一些高官的肯定。
文革时期打倒刘少奇的宣传画文革时期打倒刘少奇的宣传画
文革的过来人，作家毕汝谐对VOA透露：“包括当时的叶剑英元帅都说过这样的话：‘红卫兵真能解决问题啊！有的旧社会的老太太，天天骂我们共产党。新社会没有办法，红卫兵一去，就把她打死了，问题解决了。’这是叶剑英的原话，不过没人提了。但是（红色恐怖时期）只有那么一段，不到半年的时间，继续杀人或者抄家就要负刑事责任了。”
北京红卫兵还勒令私房房主把房产交公。这形同抢劫，但淫威之下，号令一出，谁敢不从？周恩来总理说，北京的私房问题多年解决不了，红卫兵给解决了。赞扬红卫兵非法行动的周恩来后来自己也受非法行动之害，例如他被迫批准逮捕他的干女儿孙维世，据说是因为他以为在监狱里反而安全，但后来孙维世在狱中被杀害了。
文革中的非法行动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而重庆模式也有后遗症。博客作家余晓平表示：“那些当年的打黑案要不要重审？如果重审发现有冤屈是不是要有国家赔偿？我们就算是把这些案子都压着，有没有冤屈算你自己倒霉，就等于把这笔帐赖了。但问题是将来谁还敢在重庆的地盘上搞企业，没有企业产出从何而来。”
薄熙来王立军等人在重庆厉行打黑，也有黑打，采用法外手段，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强加罪名，抢夺私产，这促进了中国富人的移民潮和大批资金外流。有人把重庆的做法称作小文革。后来王立军也在危险中出走美领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表示：“在重庆模式甚嚣尘上的时候，文革复归的梦魇，不仅仅是个别学者的鼓噪和网上的喧嚣，而且变成了落在重庆某些人头上真正的噩梦。
以史为鉴，人们感到，只有实行法治，民众和官员才有安全。
历史学学者张鸣最近写道，文革的幽灵一直在中国徘徊。“像文革这样的历史，是我们这个民族第一个需要吸取教训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