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杨蓉真报导】“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出了个高智晟，出了个高智晟……”一曲简单的陕北民谣风《天下出了个高智晟》，随着盘古乐队主唱敖博粗犷、高亢的嗓音，高智晟的苦难再度湿润了人们的眼眶，模糊了人们的视线。
这个有“中国的良心”之称的陕北汉子，专为弱势群体打官司的维权律师，并未被人们遗忘。只是在纷扰的世事中，人们不断的转移着视线，尤其在中国面临巨变的当下，王立军事件、薄熙来事件、紧接着是陈光诚事件，一件件接踵而至，不断推高着中国人对中国即将发生变革的企盼。
随着陈光诚最终抵达纽约，同样苦难的这一家人的命运，暂时尘埃落定。在美国纽约，陈光诚接受大家的欢迎与喝采，这是中国在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将中国变为一个警察国家后，人民在维权抗争中一个标志性的胜利。而下一个目标呢？是不是营救目前依旧被关押在监狱中的高智晟？
5月19日，高智晟的妻子耿和接受国内民主人士邀请，透过网络语音聊天室与网友进行交流，耿和谈及自己对高智晟的爱让她义无反顾的追随着高智晟帮弱势群体维权的脚步，这一路充满荆棘，中共政法机构的恶行，也赤裸裸展现在人们眼前。
平凡中展现不凡的襟怀
“高智晟不是脊梁，他只是做了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应该做的，他只是做了做为一个律师应该做的事。而我更不是脊梁，我只是爱着高智晟这个人，紧紧的跟着他。”提起高智晟，耿和数度泣不成声。从她的口中人们细细思索着，为何高智晟被认为是“中国的良心”、“脊梁”。
就是因为深爱，使得耿和谈到高智晟时忍不住数度落泪，透过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描画着这个硬汉背后深深撼动人心的细腻与对所有家人包括其他人的关怀。那些高智晟让她感动的瞬间，闪动着人性的光辉。
耿和说：曾经我和高智晟的结合，我父母是不同意的，我是断绝了母女关系的情况下走出家门的。走出家门后多少年，我跟我父母的沟通不是特别的顺畅，不怎么主动和父母沟通，不是特别的爱打电话。每一次都是高智晟跟我爸爸、妈妈打电话，他跟我父母先聊一会，聊完了就把电话给我，让我说。我就故意说我没有话没有话。他就很生气，就把手机用手捂住，然后瞪着眼叫我“讲话！”“为什么没话？！”
事后，我就说我没事为什么非得让我说？他就说：你能跟你母亲怎么样？敌我矛盾都能缓解，你现在也是母亲了。你不理解你父母那时的心吗？他这样一说，我觉得很有道理。他每一次出差不在家的时候，就嘱咐我要尽量给我的父母打电话，不厌其烦的说：你明天要给你爸打电话，你后天要给你妈打电话。有时候他担心我没有打电话，还会打电话到我父母那里去。他就是这样创造条件让我跟父母沟通。
“我为什么提到高智晟的时候老爱哭，我就是真正的爱他。我真心的喜欢他这个人，他这个人确实的遮盖着我（什么事情都不要我操心），让我紧紧的跟随他。”耿和说着。
无私的帮助弱势群体
高智晟对家人的爱也扩展到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弱势群体，他除了给需要帮助的人提供非常实际的法律援助，为他们免费打官司，也在其他事情上尽可能的帮助他人。
耿和叙述着：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有了能力以后，一到春节我们就回陕北老家，高智晟每一年只要是回老家，都要给村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二十块钱。高智晟说，那些钱能让他们饱饱的吃一顿肉。我当时就没想这么多。我现在经常回忆高智晟这些事，觉得是不是挺不容易做到的，怎么他就能想到做这些事，我是想不了这么周全的。
耿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北京的冬天比较冷，过年我都准备一些卤肉、猪耳朵、鸡翅等东西，冰箱放不下就把它包好后放在阳台上。有一天晚上，高智晟睡觉的时候听到塑料袋窸窸窣窣的声音，他就坐起来，一看，月光将一个人影打在墙上。那时他立马就屏住呼吸，深怕把那人给打扰了，受到惊吓从二楼掉下去会摔伤。他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可怜的人，谁会为了偷一点肉冒这种生命风险？大过年的啊！
第二天，他赶紧去察看，结果东西没有偷走，他心里特难受。他说：我真想让他把这些东西拿走，为什么没有拿走呢？也许是过程中时间长了点，被隔壁家的狗给吓跑了。从那以后，我们家阳台外面经常放一些东西，希望能让人拿到一些什么。
再有，我们家一进门是一个小柜子式的鞋架。他要我每次买菜就把剩下的零钱都放在那儿。他一出门拿上零钱、钥匙就走，因为有时坐地铁在立交桥那儿都有乞讨的人，他每次都给。有一次他出门的时候，发现没零钱就问，咦，这上面怎么没钱了？我找借口说，人家要饭的都是职业的，他们很尽职的，天天都在那儿呢，我说你不要那么认真。高智晟看着我，约莫一秒钟的时间，然后说“你要庆幸咱们给得起”。
当时这句话我没有特别的感觉，到了国外以后对这句话的理解特别深刻。因为我到了国外，有许多的朋友在帮助我。这样的帮助让我的心里很沉重，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给别人。因为心里很沉重，也就不愿意接受帮助，拒绝的时候，别人就说，你看你在国内的时候高智晟帮助了很多人，就当我们是在回报。这种反差非常的大，让我发现给予的时候是非常愉快的，能给予是非常幸福的；接受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沉重。
提供免费法律协助 精采辩护成教科案例
耿和表示：高智晟的理念是始终为当事人争取权益，尽其所能的为穷人提供免费的帮助，在她从事律师执业之后，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长年不断的为穷人免费打官司，金钱和权力不能诱惑他，邪恶黑暗也压垮不了他，他一直用他的律师职业，在每一个具体案子中向当事人宣传公平和正义人权的理念。
高智晟获取律师的第一个案子是一个医疗责任事故，免费的官司。案子打完以后，当时国内的各大媒体大量的宣传，该案后来被编写进政法学院的教科书。比较著名的案子还有一个，约莫是90年代，当时地方企业效益不好，政府鼓励把国有企业卖给私人，然后私人接手企业后发展得非常好，之后政府又单独撕毁了和同，将企业没收了。巴州一个吴安民的案子就打得非常精彩，进入北京高院后，非常成功。后来也进入了教科书。这些案子开庭后，各地的律师、法官都跟高智晟要代理词，都说高智晟每一个优秀的代理词都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论文。高智晟都说：没事，拿去吧。
在他打了几个案子以后，许多穷人都去找他，经常会有外省的人一路乞讨到新疆寻找高智晟，他们在高智晟办公室门口举着“寻找高智晟律师”的牌子。他们认为只有高智晟能为他们解决问题。办公室的人会将他们都带到高智晟面前，这样一来高智晟的办公室经常都是一些衣衫褴褛的人，高智晟首先就是赶紧给他们喝水，出去给他们买新疆的烤包子，让他们吃饱了、喝好了，再说他们的案子。这样的情形持续到2005年律师事务所被迫关闭。
高智晟透过每一个案子发现，不仅是个案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制度的问题。根本原因是中共没有按照自己的法律依法行事，所以造成了许许多多的冤案。
2005年高智晟开始接触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案例。对于法轮功的案例，法院根本不立案，直接指向610办公室（专司迫害法轮功的机构），他认为这是不合法的，迫害法轮功于法无据，所以写了三封给胡、温的公开信。
由于高智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全国各地有大量访民成群结队找高智晟，中共感受极大的威胁，更由于高智晟透过上书胡温，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踩到了中共的痛脚，因此开始对高智晟严厉打压。
耿和表示：从05年开始当局透过司法局、律师协会、税务局、稽查局连番找高智晟律师事务所的麻烦，但没有发现有任何一分钱的问题。高智晟的律师事务所房租由高智晟个人承担，办公室只买一些办公用品，律师所需要的其他用品由律师自己购买。此外，高智晟没有要求其他律师缴交一些费用，一般在北京律师事务所，一个外地律师来了之后，就先交2至5万不等的费用，才能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但高律师没有这样做，他说：外地律师到北京来，就非常不容易，一来就面临生活问题，一下开展工作不容易，我们要搭起这种平台。
“这种作法就让我很感动，这种感动也就让我紧紧跟着高智晟到现在。”耿和哽咽的说着。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