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著名“白卷英雄” 张铁生（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1973年因“白卷英雄”一称家喻户晓的张铁生在文革结束后被判入狱15年，1991年刑满释放后下海经商，成为禾丰牧业原始股东，持有3,200多万股。公司若顺利上市，张铁生身家估计将超过3亿元人民币。张铁生经历引发大陆民众热议。
据《现代快报》报导，5月17日晚间，中国大陆证监会官方网站发布10家企业招股说明书，禾丰牧业位居其中。根据招股书，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丰牧业）主营业务是饲料生产销售，本次拟在上交所发行不超过6500万股。在禾丰牧业股东名单中，第六大股东、第五大自然人股东“张铁生”尤其显眼。数据显示，生于1950年的张铁生，是禾丰牧业最主要的7名发起人之一，现持有禾丰牧业3224万股股票，占发行前总股本的6.8%。“张铁生”为何引人注目？原来他就是1973年因高考而家喻户晓的“白卷英雄”。
1973年的高考是文革10年中唯一的一次高考。这一年，辽宁知青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据记载，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张铁生只会做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他却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从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这一封信让张铁生得到重视，最终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并被冠之以“白卷英雄”一称。
“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也影响了当年大学招生的路线，导致考分越高越没有学校敢要，被录取者多是成绩平平甚或中下者。
因为这封写在试卷后面的信，张铁生被树为“反潮流”的“英雄”，被推荐进入大学后一路高升。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接见了他。江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1975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张铁生亦随即被捕，被撤销所担任的职务和开除党籍。1983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判有期徒刑15年。刑期从1976年算起。
1991年10月，张铁生刑满释放。1993年2月，张铁生和金卫东（禾丰牧业实际控制人）等4人合伙出资20万元成立沈阳市天地饲料厂。1998年初，天地饲料厂被并入金卫东旗下的沈阳禾丰牧业有限公司（禾丰牧业前身），张铁生拿到了沈阳禾丰10%的股权。截至2002年5月31日，公司前身沈阳禾丰净资产不足2400万元。当时张铁生持有20%的股份，但有9%的股份是代持“预留股权激励股”，归他本人所有的有11%的股份。如此算来，张铁生当时所持股权对应净资产不到270万元。不过，到2011年年底，禾丰牧业净资产已将近13.6亿。张铁生6.8%的持股比例对应净资产达九千万元。如果上市，张铁生的身家将更加惊人。2011年，禾丰牧业每股收益为0.57元，按主板平均20倍的发行市盈率预测，禾丰牧业的发行价在10元左右，张铁生所持股票将为他带来3.2亿市值的财富。
张铁生一生沉浮引发大陆民众在网络热议。广东深圳市网民“巧发奇中880156”认为：张铁生不过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而已。没有那个罪恶的制度，怎么会有那样的张铁生？这不过是某些集团想推卸责任，转嫁矛盾焦点而已。“巧发奇中880156”表示，一个知青当初能有多大的能耐，最后成了家户喻晓的“白卷英雄”，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特别是知青当了生产队长，能有多少精力去复习文化知识，迎接高考？只有曾经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才能够去理解张铁生当初究竟是遇到了什么；同意网友所说的：“一个下放知青当时说了真话！”“是金子总会闪光的”。
网民“踔绝之能”说，张铁生只是当时的当权者的一枚棋子，形象一点就是那时的“大号五毛”。网民“勉勉强强555”认为，作为知青的张只是说了一些心里话，是真话，最多也是发了点牢骚，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某些人因政治需要将他捧上了天。为此他付出了15年青春的代价。现在他靠自己的努力发福了，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和以前的历史没有关系。我觉得他是个有能力的人。网民“轻松生活”表示，绝不能因为张铁生发了财，就肯定他过去的一切言行！文革招收大学生是以推荐方式进行的。1973年，增加了文化考试一项内容，曾打算把考试成绩作为录取条件之一。但后来因为出了张铁生的白卷事件，考试成绩全部作废，最后录取仍然是以推荐为准。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才完全恢复了高考。可以说，张铁生的白卷，对恢复高考起到了阻碍的作用。但是现在，考试这个事情做过头了，把学生变成了考试的机器，埋没了学生的创造性。尤其是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中，过度关注论文的数量，忽视了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中国的教育体制必须改革。但这并不等于支持张铁生的白卷。
其实，张铁生9年前也曾一度引人注目。自从湖北知音出版集团所属《打工》杂志刊登了《昔日‘白卷英雄’张铁生成‘千万富翁’》的抢眼文章，并在短短几天内迅速被各大报刊、网站转载后，出狱后一直小心回避媒体的张铁生再次成为传媒的热点。据华商晨报日报导，在向《打工》杂志多次提出“报道失实”意见不被理睬的情况下，张铁生于2003年12月15日委托律师到沈阳市沈河区法院起诉《打工》杂志及其记者程龙华侵权，并责成被告在《打工》杂志以及转载此报道的所有报刊、杂志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同时要求损害赔偿10万元，请法院将这笔赔偿款转交给沈阳市的贫困地区康平和法库县的希望小学。
据报导，在递交到法院的起诉书中，张铁生对于《打工》杂志刊文经过是这样述说的：“《打工》杂志记者程龙华追求所谓新闻效应，也为著盈利目的，处心积虑地计划在我身上搞一次新闻报导。他知道我一直拒绝媒体采访，就多次找辽宁日报社记者王冬梅约稿。程说，找别的记者采访不到张铁生，必须找王冬梅。被王冬梅回绝后，他改换了战术。以报道公司为借口、为诱饵，从正面直接找到我所在公司，程不面见我，而是从侧面找办公室人员‘采访’。据禾丰公司总部秘书付明回忆，有过一位程姓记者，说是报道公司，但采访中只对张总本人感兴趣。为了收集深一层的有关素材，程式直接去北京找到了禾丰公司金卫东董事长，仍是以报道公司为借口骗得了董事长的热情接待，进而又骗得了对我的‘电话采访’。由于程说电话采访是董事长的安排，在电话中我强调只能报道公司，不能报道本人，也谈到曾经受到过《新家庭报》记者欺骗。程明确表示，绝不报道个人，又做了不报导个人的承诺，我才被动地介绍了公司的历史和现状。不想我很快在沈阳媒体看到了程的这篇不实报导，付明秘书质问他时，程还在谎说‘不会那么快吧，稿子还没发呢？’就这样我第二次遭到了记者的愚弄的欺骗。我极度愤慨。我及委托代理人曾几次要求该杂志社严肃处理此事并回信来人，可终未办到。为此，我对二被告提起诉讼，依法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谈到“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就令人想起“文革”，在那时，“依法”不可能，因为毛泽东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既然无法可依，“维护合法权益”就成了笑料。大多数亲历者都会根据自身的回忆勾画出一幅“文革”图景。
描绘这幅图景有两个维度：个人及家庭在“文革”前所处的地位，以及“文革”为其带来的变化。但鲜有人从文明进化这一角度来看，即“文革”到底是人类文明的演进，还是毁灭人类文明。出自个人境况来评价“文革”，毕竟非史家眼光。
“文革”对中国最大的破坏作用其实在于它斩断了中国与人类文明的联系。毛泽东要反对的“封资修”，其实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三大形态。封建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留给现代中国的文明积累；资本主义，即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修正主义，是毛泽东曾视为老师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化。观察毛泽东一生“功业”，无论是毛泽东建政前还是建政后，其主脉就是他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照搬过来、且最欣赏的一句话：“要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这个“颠倒”，不只是江山易主，而是文明另造，他不仅要打碎人类在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中经过自然选择构建的社会秩序，而且还要颠倒过来。这个“颠倒”世界的梦想，应该起源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及苏俄革命理论之前。因为他幼年时就非常崇拜洪秀全与孙中山。这两位头上的桂冠现在很不相同，洪秀全是“农民革命领袖”，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两人的社会改造方式完全不同，但却有一点本质相同，即以行动在践履“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梦想。毛泽东将锦绣江山纳入中共之手以后，农村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形式改变了农村的人地关系之后，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最开始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制度，让他觉得很不顺手。对苏联老大哥那套“专家治国”（即官僚要有高等教育学历、专业资格），提高全民教育水准、生活情调布尔乔亚化，毛泽东心里很不以为然。到以“九评苏联共产党”为武器与苏联打了一场口水战之后，毛泽东终于放开手实施其社会改造理想，其序曲是1964年开始了阶级斗争为纲，再后来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真正让社会底层怀念的，应该说是社会地位提高的尊荣感。
毛泽东建政之后，1950年代的社会改造虽然按照1949年以前的社会资源（政治、经济、文化）划分了成份，厘定了阶级等级，在农村里对原有的社会精英采取肉体消灭政策，地主富农阶层确实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政治贱民。但城市里的景象与农村很不相同，1949年以前的中上阶层不少被消灭，活下来在政治上虽然成了贱民，但其家庭成员却因为知识、专业技能而进入各种中、高阶社会职业，如医生、教师、工程技术人员，这类家庭与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及游民出身的家庭，无论在生活方式、家庭成员教养方面还是很不相同。后者面对前者，无论如何还是克服不了那种因社会习俗带来的自卑感。
更重要的是社会上升管道对低阶家庭来说还并非畅通无阻。按中国1963年以前的学制，升学考试是择优录取，1949年以前的中上阶层家庭在文化资源上有天然优势，纯工农出身的青年这方面虽然有“出身”这一政治优势，少数人能够被“保送”，但在成绩面前总体上还是要败给前者。毛泽东当然认为这种按能力开放上升通道的格局是个“颠倒了的世界”（他认为自己当年在北大受到教授歧视始终是个心结）。他的“文革”就是要将这种经过自然选择形成的社会格局再颠倒过来，要害就是要将以工农城市贫民游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彻底从这种自卑感中解放出来。“文革”初期在政治层面有两个指向，一是针对中共官僚体制内的人物，当时各省地市县的负责人莫不被抓去批斗游街，抄家剃阴阳头，直到差不多两年后被陆续“解放”并恢复官位；二是针对以“黑五类”为主的“二十一种人”，这类人更惨，抄家批斗游街剃阴阳头一样不少，在广西湖南北京等地还发生过对这类人全家集体屠杀之事。这些人受到的迫害甚至都不在以后的“平反”之列，许多地方的地方志还避讳此类事情。“红五类”成员可以奉毛主席革命路线之名肆意践踏上述两类人及其家属子弟的尊严，对社会底层更重要的肯定，是社会上升管道对他们的特殊开放，当时的招工、招干、招军以及招生，都以工农革命干部子弟等红五类子弟优先，这类出身加上政治表现就能够获得向上升迁的机会。比如有的地方“谁读谁不读，就看他们的父母解放前谁喝的面汤多，不喝面汤的没资格读”；以做乞丐与终身享受社会照顾为荣，也真只有毛泽东创造的那个颠倒世界里才有的现象。
毛泽东还对社会底层智力与生活习惯予以肯定。毛泽东有句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成为一些底层成员经常表现自己反智情结时念颂的“圣谕”。“工人农民脚上有牛屎，但思想最干净”甚至成为一些人斥骂卫生习惯良好者的话。中国社会的审美观在那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均以穿一身军装为荣，没有军装就穿上解放装。1972年中美建交后，外国人来中国，形容他们看到的中国人是一群群蓝色灰色黑色的蚂蚁。随地吐痰在全国到处可见，随地大小便在小城镇及农村更是常事。但当这一切被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摄入纪录片《中国》之后，大陆政府与国人又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严重冒犯，展开了一场由《人民日报》、新华社领军的大批判，还发动居委会生产队批判这部“反华影片”。一些社会底层成员在居民小组会上“大义凛然”地说：“吐口痰，妨碍帝国主义什么事了？老子就吐了。”然后鼻涕浓痰一把一把地往地上甩，直到挤不出为止。
今天的社会底层怀念“文革”，理由是社会公正与没有腐败，城市工人则怀念当时有保障的生活。前两点是怀念者臆相出来的话语。“文革”带给底层人的欢欣，其实并非什么“社会公正”，因为逆向性的社会歧视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不公正与人权剥夺。但社会底层却可以在“文革”当中将原来比较优裕的人踩入泥里，获得一种翻身的快感；“文革”也不缺少腐败，城市里掌握稀缺资源的白衣战士（医疗工作者）与一把刀（卖肉的）都是令人艳羡的职业。那些掌握资源的官员家里餐桌上的菜肴永远比普通人家里丰裕，就连农村里的生产队长、会计与保管员都在多吃多占上蛇有蛇路、鼠有鼠路。至于工人阶级在“文革”获得的地位，其实是种特殊的政治恩赐，是通过贬损其他阶层而得到的，与今天西方国家那种奠基于权利保障之上的工人地位完全不同。
可以说，邓小平的改革是将被毛泽东颠倒了的世界再度颠倒过来，只是那种权贵私有化的方式不值得肯定。社会底层在改革中失去的，主要不是经济地位与他们幻想曾经存在的“社会公正”，而是曾经昙花一现的政治地位，这种政治地位主要由身份逆向歧视带来的尊荣感构成。但这种以贫穷、愚昧、落后为荣的尊荣感，以贬损侮辱中上阶层来提高底层社会地位的“文化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未曾出现过。过去以身份型为特点的封建社会不曾出现，那是重视家世、名誉、财富及文化传承的社会；在现代契约型社会也不会出现，因为这种社会重视个人能力，通过公平竞争，个人能力可以帮助人们向上升迁，变得富有、知性、有教养。
上述问题是中国人不愿意触及的问题。知识阶层不愿意触及，因为害怕得罪社会底层；社会底层不愿意承认这点，乃因为他们多少知道贫穷愚昧永远无法上升为褒义词。也许，只有当中国社会的上升通道畅通，改革的不公引起的社会痛苦消逝之后，社会底层怀念毛时代与“文革”的现象才会从中国这块土地上彻底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