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勤戴着粗框眼镜，穿着黑色修身短袖衬衫，看上去更像是一位设计师，而不像一家中国贷款机构的掌门人。唯有办公桌一角的大金牛摆件（传统的富贵象征）泄露出追逐财富的气息。
但黄建勤并非寻常的中国银行家。中国当局正在开展一场改革试验，目的是通过放松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改变中国经济的面貌，而黄建勤执掌的、位于沿海温州市的恒隆小额贷款公司就处于这场改革试验的中心。
恒隆小额贷款公司的目标客户是小型企业。中小企业虽是中国经济的生命线，但长期以来被国有大银行忽视。分析师表示，如果温州金融改革试验能够成功，恒隆小额贷款公司之类的企业将会大量繁殖并发展壮大，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打造一种效率更高的融资模式。而如果试验失败，则中国经济可能大幅减速。
黄建勤表示：“金融改革势在必行。民营企业推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银行却不愿借款给它们。国有银行只向大型国企发放贷款。”
如果说中国三十年来的蓬勃发展令人惊叹，那么，这也是一部原原本本地展现出这个共产党掌权国家利用国有银行大举投资、使落后且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故事。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更为艰难的阶段。许多高层官员仍热衷于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虽然该模式多年来在中国很有效，但目前已成强弩之末。瑞银(UBS)经济学家汪涛表示，“推动增长的旧有路径不可能永远管用。中国在资源和信贷的使用上都面临约束。”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但如今正在降温，今年第一季度增长率已下滑至8.1%。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陆挺预测，中国经济将会进一步放缓，到2020年增长率会下降到6%左右。
长期以来，中国的银行已习惯向政府支持的大型投资项目大举放贷。如今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这将迫使银行掌握一项新技能：甄别那些富有活力的民营企业。中国下一轮增长的动力将来自这类企业。
中国要转变增长模式绝非易事，但我们仍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相信中国政府确实打算真刀真枪地进行金融业改革，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并避免经济硬着陆。中国经济硬着陆将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据政府估计，中国约65%的国内生产总值(GDP)、80%的就业岗位由中小企业创造，但它们却只占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我们正在改变这种不对称的局面，”黄建勤表示，“如果某家企业成为银行的客户，那它绝不会是我们打算提供贷款的企业类型。我们承担着更高的风险。”
中小企业融资也已成为中国政治议程中的头号问题。在即将于明年卸任之际，中国总理温家宝发出了不同寻常的疾吁——该是“打破大银行垄断”的时候了。
为了把温家宝的指示落实到行动中去，中国政府决定在温州开展可能是中国十年来最大规模金融改革的试点，以期降低中小企业的借贷成本。今年3月，中国政府表示将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温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王钢表示，“如果温州改革取得成功，中央政府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温州经验。所以我们处于前沿位置。”
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驻北京经济学家彭垦(Ken Peng)表示，温州试验“意义重大”，因为这表明了政策制定者对金融改革必要性的一致认可。
尽管这项工作刚刚起步，但有关方面已经采取了两个大动作：
第一，温州市已设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促成资金充沛的个人和企业与需要资金者的配对。第二，贷款公司将获准改制为可吸收存款的银行。如果大批贷款公司变身为银行，将会打破国有银行所处的垄断地位。
官员们认为，与单纯命令国有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相比，这两项改革更为务实——前者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温州此举意在迫使更多贷款机构相互展开竞争，竞相为优秀民营企业提供支持。
黄建勤在创办小额贷款公司前曾在一家国有银行工作，他相信自己可以在这种竞争中占据优势。他经营下的公司纪律严明，他每天早上召集手下11位员工开会，然后就把他们派去客户那里。国有银行员工盛行花大把时间吃午餐，饭后再小睡片刻，他可不苟同这种作风。
温州一直充当中国经济发展的先锋。身处崇山峻岭之中的温州利用这种相对封闭的状态，比其他城市都更快地发展起了民营经济。
毗邻香港的深圳被钦定为推行市场改革的经济特区，而温州则是自个儿闯出来的。
企业家向亲友借钱创办小企业的“温州模式”，为成千上万工厂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这些工厂生产鞋、眼镜、服装等各种各样的产品。温州生产的打火机一度占据了全球80%的市场份额。
然而，最近这个城市开始时运不济。房地产泡沫破裂，企业破产，企业老板因债台高筑而跑路……在这场骤然来临的厄运中，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资本外流和投资失策等全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然而，当地官员和实业家认为最关键的因素在于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偏爱。
温州市政府顾问张小燕表示，在中国，资金就像一条大水管，从国有银行流向国有企业，只有极少部分水滴流入了民营企业。待遇如此不平等，民营企业不遇到困难才怪。
中小企业不得不退而求诸于民间借贷机构（有些是合法的，大部分不是）。这种现象在拥有700万人口的温州最为明显。温州人不信任外地人，但非常愿意彼此帮助。
康奈(Kangnai)副总裁周金淼表示：“这对我们来说很自然。当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创办企业时，没有一家银行可以告贷，因此我们的第一笔资本来自家庭，随后是朋友，再后来是邻居。”康奈是温州最大的鞋企之一。
然而，此类贷款都是有成本的。民间借贷始于家庭内部，但高利贷者迅速进入市场。
民间贷款机构收取的利息远高于银行，有时比银行利率高出10倍，年化利率可以高达60%。
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表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高利率。“问题不是我们借不到钱，而是我们还不起。”
这样的利率使得致力于维稳的中国政府担心，高利贷可能引发一场“次贷”危机。一些无力偿债的企业家躲了起来；有的企业家甚至跳楼自杀。温家宝和央行行长去年年末来到温州调研。他们提出的应对举措就包括这一新的银行业计划，使贷款受到更严密的审查。
关于中国民间借贷市场的规模，尽管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投行中金公司(CICC)估测，民间借贷的规模已相当于正规银行贷款的7%左右，并且正迅速增加。据中金公司估算，2011年上半年，民间借贷同比增长38%，达到人民币3.8万亿元。
在温州，这一情况更为极端。中国央行称，近三分之二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这类贷款相当于温州全部银行贷款的六分之一。
温州市的一名官员表示，正是由于温州的金融改革试点被视为相对安全，不会引发不良后果，因此，这项工作会得到顺利推进。还有一些改革举措也在讨论中，但也许会引发争议，包括让汇率更加自由地浮动，以及为国际资本流动打开门户。
不过，温州的改革试点也存在风险。改革派承认，改革如果存有设计缺陷，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随着非国有贷款机构的数量越来越多，坏账规模也会与日俱增。
汪涛表示，要开展更大范围的改革，还缺乏有力的支撑，银行改革应该与深化债券市场同时进行。
如果改革最终以失败收场，政府将再次通过以往的方式提振经济——大力投资基础设施，授意国有银行加大放贷。许多分析师表示，正是这样一种模式为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埋下了伏笔。
汪涛还指出，“我的基本观点是，事情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今后几年出现由盛至衰的周期，这种可能性还是相对较高。”
而在有些人看来，现在进行改革，或许已为时过晚。
宏诚融资担保是一家信用担保公司，为需要贷款的小型企业提供担保。该公司总经理李佳佩戴的香奈儿(Chanel)耳环和项链让人不难相信，她的生意曾经是多么红火。然而如今，局面已是急转直下。
“我们今年还没有做成一单业务。眼下，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争取不要赔钱。”她说，“我总是在跟人说，只要经济好转，房价企稳，我的担保生意就能做成。可从去年底以来，这两点都成了问题。”
但在康奈鞋业的总部，周金淼认为银行改革至关重要，对此，他深信不疑。
1980年，周金淼的“企业”还只是7个朋友挤在一间小屋里用手工制鞋，如今，在康奈你可以看到，超过4000名员工在长长的装配线上用缝纫机工作。周金淼说，已有海外投资者对他的公司表示出兴趣，但他今后要想从银行获得优惠的贷款条件依然很难。
他说：“如果银行之间展开竞争，这对我们是件好事。竞争越激烈，对我们越有利。银行应该争先恐后为我们这样的企业服务，而不是颠倒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