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贤策，男，中共北京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1966年被当作“黑帮份子”遭到“斗争”和侮辱以及毒打。1966年9月2日，程贤策服毒自杀。
我在文革后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从来没有听到人提起程贤策的名字和他在文革中自杀的事情。虽然这个大学刚刚发生过文革这样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还未得到记录和分析，但是，有着著名的文科科系的北京大学，却不教学生去认识和分析这些发生在自己学校的重要历史事实，显然不恰当也相当具有讽刺性。不过，这是普遍的现象。
后来我开始调查各所学校的文革历史，特别是在1966年被迫害而死的教育工作者们，包括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人以及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人。我跟很多文革的经历者们谈话，请求他们回忆文革时代的人和事。这时候我才听说了程贤策的名字。
北京大学数位老师的回忆和叙述，提供了一个一个的片断，使我能在文革的大背景下，渐渐拼装出程贤策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遭遇，并且整理出他被推向死亡的过程的线索。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标题叫做“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打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陆平、彭佩云是当时北京大学的中共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也就是学校的最高负责人。这张大字报指责他们实行“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号召“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在广播大字报的那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取代那里的原来的领导。北京大学和全国的大学中学在此后全面停课。北京大学原来的整套领导干部一变成了“黑帮份子”，成为文革的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陆平、彭佩云被宣布撤职。程贤策作为中文系中共总支的负责人，也被宣布停职并且受到“揭发”“批判”。除了大字报“揭发”，校园里出现大量的“揪斗”干部和教师的场面：戴高帽子，往身上贴大字报，推人，打人，揪头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工作组曾经在办公楼礼堂开“批斗会”，程贤策是重点被批斗的对象。工作组员和学生代表在台上讲话，程贤策站在台下听批判并回答他们的质问。当时工作组把所有的干部和教师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然后对他们指定的打击对象作攻击。虽然所有的干部和教授都表示愿意检讨自己，“改正错误”，但是他们仍然遭到穷追不舍的“揭发”和“批判”。在历史系，有学生把大字报贴在教授汪（竹＋钱）的门框上。关于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大字报是被风吹掉的；另一种说汪因要出入房门而把大字报撕了。有学生谴责汪出于仇视“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坏大字报。工作组命令汪认错并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做了他们要求他做的，但是在当天夜里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他喝下敌敌畏后，毒性发作，非常痛苦，所以他在家里嚎叫并且以头撞击水泥墙壁。他的邻居听到了可怕的声音。但是他反锁了门，死在家中。那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
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园发生了著名的“618事件”。那一天，一些学生未报告工作组，就在全校范围内对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暴力攻击。他们在多处场地，把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单位的正在受到“批斗”的人拉来“斗争”，实际上是殴打和进行人身侮辱。几十个学生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贤策揪出来”。程贤策在仓促中逃入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的一位女职员受了一惊，但是立刻帮他藏好，并试图阻止学生闯进女厕所，但是学生不听，把他从厕所里抓了出来。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也被抓来。学生用拳头和棍子打他们。有学生一皮带就把王瑶打倒在地。有学生从厕所里拿来放在马桶旁边的大便纸篓，扣在也被“揪出来”的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向景洁身上还被倒了几瓶墨水。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看到他背上满是青紫伤痕，给他敷了药膏。
原来零散发生的暴力行为，在6月18日那一天发展成大规模的集体性的暴力行动。那一天，程贤策的连襟胡寿文（他们的妻子是姐妹），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和中共总支副书记，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
虽然工作组大力鼓励学生揭发批判“黑帮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并计划惩罚那些被划入“第四类”的人，要把他们送去“劳改”，但是对于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出现的那种不受工作组领导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表示反对。北京大学工作组写了“第九号简报”，反对“618事件”。1966年6月20日，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给各学校，要求各地参照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制止学校中的“乱斗现象”。刘少奇不是不要学生“斗”人，而是不要他们“乱斗”。
1966年7月25日和26日，接连两天，“中央文革小组”到北京大学召开全校群众大会，毛泽东的妻子是这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大会上讲话，内容之一，是攻击北大工作组对待“618事件”的做法，他们赞扬“618事件”是“革命事件”，责备北京大学工作组是一个“障碍物”。他们宣布北大工作组是一个坏工作组。另外一个触目惊心的大事，是在7月26日的大会上，在江青等人的旁边，在北京大学一万师生员工面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打了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这是最早的在大会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彭小蒙在毛泽东五天后写的支持当时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小组的“红卫兵”的信中受到点名表扬。暴力行为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明确支持和提倡，全面兴起。
7月27日，聂元梓倡议建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同时，也倡议建立了校园“劳改队”。“劳改队”这一形式立刻被确立，而且马上风行全国。前一阶段已经被工作组“揪出来”的人都被强迫进入“劳改队”，被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在学校里“劳动改造”。北京大学数学系讲师董怀允，在各系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时，他作为“有问题”的人不准参加系里的大会，而被命令去食堂劳动，擦玻璃。6月18日他看到大规模的暴力性的“斗争”之后，曾与同室居住的人说起他身体不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恐怕难以承受这样的事。在7月26日的大会上，他看到江青这些最高权力者们要的就是“618事件”式的暴力性的“革命”。董怀允在1966年7月28日自杀。
在“劳改队”里，1966年8月4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校园内“劳改”时，有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水沟里从附近化工厂流入的污水。他中毒昏倒，却被红卫兵说成是“装死”。当天晚上吴兴华死亡。吴兴华是诗人和翻译家，曾经担任北大西语系主任，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所以文革开始就被“揪出来”进了“劳改队”。吴兴华生于1921年，死时45岁。
程贤策在“劳改队”里，先和向景洁等人一起刷洗打扫学生宿舍楼的厕所。他们作得相当认真。有一天程贤策被一学生叫走，他回来的时候，本来很密的头发中间被剃去了一个十字型的沟。接着向景洁也被叫去，程贤策小声关照他：“老向，千万稳住，别有特别的表示。”向景洁被三四个人按在椅子上，把他的头发剪了个乱七八糟。
程贤策被剪了头发之后，回到家里。当时他和一家人，与他的连襟一家人，合住一个两卧室的单元。每家的大人孩子都住在一间卧室里。虽然他们都是系一级的负责干部，但是生活条件相当寒酸，住房如此拥挤，他的连襟连自行车都没有一辆。这种贫穷的生活状况是和当时整个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的。这不但是由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的，也因为相当数量的一批干部在当时不但不事生产，还专门从事“阶级斗争”，阻碍和迫害那些从事生产和建设性工作的人们。他请他的连襟胡寿文帮他把头发修理一下。那天胡寿文也被强剪了头发。胡寿文说：修他干什么？谁难看？是他们剪的。他比较坦然，不在乎。他替程贤策尽可能把已经被剪得乱七八糟的头发修好一点。他很为程贤策担忧，因为看到他每天“劳改”回来，都疲惫至极的样子，脱了鞋子就靠在床上，无力挪动，一言不发。
后来，程贤策、向景洁和教中国古典文学的女教授冯钟芸等人又被命令在胸前挂着写有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在北大学生宿舍附近的商店一带拾检西瓜皮和清理垃圾。当时有大量的外校或者外地红卫兵来北大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商店前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拦住这些“牛鬼蛇神”，命令他们站在反扣过来的垃圾筐子上“自报罪行”，逼他们“交代”他们的家庭出身（因为那时候红卫兵特别强调家庭出身）。侮辱他们和打他们的事情每天发生。没有人制止这些暴行。只有一次，在通往北大南门的路上，有一个外国人，会说不地道的汉语，劝阻打他们的红卫兵说：你们这样作是不对的，他们已经承认了错误，就不要打了。”他的劝说不起作用。
除了“劳改队”的折磨，程贤策还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上遭到“斗争”。其中较大规模的一次是，1966年8月15日，“北京大学文革筹委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北大的最高负责人陆平。程贤策是系一级的干部，也被拉去“陪斗”。被“斗”和“陪斗”的人都一律在胸前挂大牌子，牌子上除了他们的“罪名”如“黑帮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之外，还有他们的象死刑犯一样被打了大红叉子的名字，而且，他们都被强迫保持低头弯腰双臂后举的姿势，当时有专门术语，把这叫做“坐喷气式”。
校园暴力再度升级，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100万红卫兵之后。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代表”。毛泽东还给北大校刊写了题词“新北大”。这无疑是对北大校园里已经发生的一切的极大支持。在那一天，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当时宋彬彬的学校已经打死副校长卞仲耘两个星期了。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之意时，毛说，“要武嘛。”8月18日接见之后，红卫兵暴力全面升级。北京每天先有几十人后有几百人被打死。
8月24日，北京大学生物系和中国医科大学预科班的一些学生来到程贤策和胡寿文两家人合住的单元抄家。他们两家除了一些书，没有什么财产。他们的书被贴了封条。学生用铜头皮带毒打他们。当时红卫兵的标准装束是臂带袖章，身穿军装，腰系军用皮带。这皮带也用来抽打人。在8月初，红卫兵打人有时还显零星形式，到了下旬，红卫兵打人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方式，他们可以正式摆开架式，用皮带一口气把人抽上几十下。军用皮带厚重并且带有粗大的铜扣，对人的肉体伤害性很大。在打他们的时候，还有人大声咒骂说：“老子今天是没有枪，要是有枪就打死你们。”等学生走后，他们的衣服已经被打烂嵌进肉里，黏连在血肉模糊的身体上。后来慢慢用温水润开了血痂，才把衣服脱了下来。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西郊大学区，是暴力发展的关键日子之一。清华大学红卫兵请清华附中红卫兵出面，用大卡车装了十二所中学的红卫兵来到清华大学，他们一方面撕毁了清华校园里出现的攻击刘少奇等国家一级领导人的大字报，另一方面，在清华和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开始抄家和打人，把当时中学红卫兵开创的暴力和杀戮之风全面带进大学。在那一天，离程贤策家不远的另一处北大宿舍里，英文教授俞大因（丝＋因）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之后，于当天晚上在家中自杀。俞大因的丈夫是曾昭抡，化学教授，1949年5月由中共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为北京大学教务长，后来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以后被分配到到武汉大学，当时不住在北京。
在8月24日之后，还有学生，包括附近中学的中学生，来到他们家翻东西，打他们。在北大校园里，暴力攻击也加剧了。有一次，程贤策被用席子卷起来毒打。8月30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当时的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大会建立正式的权力机构“北京大学文革常务委员会”，聂元梓当了主任，她讲话“确定今后战斗任务”是要“彻底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陆彭黑帮，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天晚上，程贤策和他的连襟一起，在家里的平台上一起听了高音喇叭里的聂元梓的讲话。从7月27日到8月30日，在“工作组”撤销后，北京大学一步一步建立起来了一个新的权力体制，暴力迫害正在越来越制度化。各种迹象都清楚地显出已经发生的一切暴行并不只是年轻学生的乱打乱闹，而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杀戮。
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数十万红卫兵。第二天，9月1日， 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达到了最高峰，那一天有三百人被打死。
9月2日，程贤策带一瓶烈酒和两瓶浓缩杀虫剂敌敌畏，来到北京大学西北方向十公里外的香山的树林中自杀。
至于程贤策到底遭受过多少折磨和殴打，无法知道。这里我能记录下来的，只是他的几位同事亲友所看到的。我的判断是，他们仅仅知道程贤策所遭受的折磨和殴打的一部分。在我以前写出别的文革受难者的故事的时候，有人问过我所写的是不是夸大了的。我自己的看法非常明确，我的报告实际上只可能遗漏了大量的受难者遭受的酷刑和侮辱，因为死者已经死去，永远不可能说出他们身受的苦楚，作恶者现在总是掩盖和缩小他们对受难者所作的恶行，而旁观者只看到零星片断，缺乏同情心的旁观者还往往对他们的受苦视而不见，早已忘却。
9月2日早晨，程贤策没有在“劳改队”里按时出现。和他同在“劳改队”中的向景洁等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他竟然敢在这种情况下迟到缺席感到疑惑。后来他们被叫去开一个“斗争会”，听到说程贤策“自绝于人民”“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泽东的话）”，才知道程贤策已经死了。程贤策虽然死了，还用白纸写了他的名字插在会上“斗争”，两边还站着“陪斗的”人。开会“斗争”已经死去的人，在北京大学程贤策不是唯一的例子。
程贤策死了，向景洁“升级”成为中文系的“第一号人物”，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残酷“斗争”。有一天傍晚，有一群学生到他的家里，把一个预先准备好的布口袋套在他的头上，不顾他家人的哀求，就把他拖出了家门。他们把向景洁绑架到一个房子里，把他头上的罩子取下。接下来的场景完全是按照电影里的某种审讯方式布置的。他们用强灯光照向景洁的脸，问他问题，而他们自己却在阴暗处听他的回答。窗户都是蒙上的，使他不知道是在哪里。他们审问了他整整一夜。审问的“罪行”，不是别的，是文革前中文系中止了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的学籍，这被说成是“迫害林豆豆”，以及“迫害林副统帅”。实际情况是，林豆豆曾经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她不愿意再在清华大学学习，教育部给北大发文，要北大收下她，于是林豆豆就从清华大学来到了北大中文系。中文系派了专人照顾她，还派了两个教员帮她补课。没有人迫害过林豆豆也没有人有过这样的念头。林豆豆后来长期请病假，已经超过了学籍管理条例关于需要因病退学的时间，还是没有请她退学。后来她实在不会再来，中文系才中止了她的学籍。文革带来的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恶性膨胀，使得林豆豆的事情居然成为中文系的“罪行”，而且竟然用这样凶恶的方式来审讯中文系的负责人。1968年1月25日，北京大学校文革委员会以“迫害林彪女儿”的罪名，专门开大会“批斗”学校的一批负责人。如果程贤策还活着，作为中文系的负责人，他也会被拉到这样的“批斗会”上遭到“斗争”。
1968年，北京大学建立了一所校园监狱，命名为“黑帮监改大院”，把二百多名教职员工关在里面。6月18日，关在“监改大院”里的人被拉出来“斗争”。当他们排队穿过校园的时候，甬道两面站满了学生，手持棍棒皮鞭，争相痛打他们。然后，他们被拉到各系，施以种种酷刑。那一天，北大校园里充满了狂热的残忍与恶毒。中文系的王力、朱德熙教授等都遭到这场残酷的“夹鞭刑”。这样作，是为了两年前的这一天发生了“618事件”。一个丑陋的日子，又用这样的丑陋的纪念和庆祝，是为了再次肯定对人的暴力虐待的“革命”意义。如果程贤策还活着，他那天也一定会遭到这场暴打。从程贤策第一次被毒打的1966年6月18日开始，两年里面，暴力迫害从未停止，还不断发展出新的形式来，也造成了更多的死亡。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大负责人陆平，曾经被吊起来拷打，北京大学有24个人因被“审查”而死亡。
我从与多位北大老人的访谈笔记中，整理出了以上程贤策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程贤策走向死亡的一步一步的轨迹。从1966年6月1日开始，到他在9月2日自杀身亡，他所经历的迫害都和文革的步骤密切而直接地相关联。6月1日广播北大大字报以后，他被停职被揭发批判；6月18日事件中他被打被侮辱；毛泽东对“工作组”和刘少奇的攻击，使他进了“劳改队”，被剪了头发，挂了牌子；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大力支持使他被抄家和遭到进一步毒打。他是在经历了整整三个月的文革以后，才决定自杀的。在这三个月里，文革的暴力迫害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在他自杀的时候，暴力虐待没有停止的迹象，暴力的权力机构却一步步稳固起来，作为文革对象的他的处境越来越恶劣。他死后的事情则说明，如果他不自杀，他也一定会遭到更多更漫长的迫害。
他的死，是非常阴暗，非常悲惨的。他的死也不是孤立的个别的案例。在北京大学里，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发生了一系列这样可怕的故事，有一批人遭到这样的命运。程贤策的死是北大人的集体的文革命运的一部分。北京大学建立于1898年的维新运动中。大学本来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科学和文明的代表。但是在文革中，北京大学却变成最野蛮残酷的行为发生的地方。暴力性的“斗争会”，包括殴打侮辱挂黑牌戴高帽子等等，校园“劳改队”，校园监狱，都在北京大学校园领先开始，更不要说道德方面的堕落如诬陷、谎言、谄佞等等普遍发生。北京大学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是“文革”真正剧烈改变社会传统以及行为规范的最成功的例子。这种“成功”令人震惊也令人思考。
当我在北大作访问调查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和北大中文系的乐黛云教授谈话。后来我才读到了她的书《绝色霜枫》中关于程贤策的一章。（见附录）应该指出，乐老师关于程贤策的文革经历的记述有误。乐老师错记程贤策在1966年6月第一次遭到暴力攻击后立即就自杀了。这可能是在因为在记忆中把1966年夏天的那三个月的文革画面叠印在一起了。很重要的是，乐老师的书讲述了1948年她和程贤策的相识，以及他们在1950年代的交往。这使我了解程贤策在文革之外的故事，以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过怎样的人生经历。
据乐黛云老师的书所描写，在1948年，程贤策是最先向她介绍了延安和教她唱了共产党的歌曲的人，是她的领路人。那时他们都是北大的文科学生。1951年，北大文、史、哲三系的师生去江西，和很少几个地方干部一起，组成了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程贤策是这个团的副团长。乐黛云当时掌管一个四千人的村子，在这个村子里划出了八个“地主”。据说即使按照当时写出来的“政策”，“地主”要有特别的劣迹的才杀，但是上面来的一个副县长下令把这八个地主全部就地枪决了。乐黛云面对面地看见了枪杀，看见“陈尸三日”。她当时不能习惯这样的残忍。是作为团领导的程贤策说服了她，要她把这样的“惩罚”视为“必然”，告诉她不要从道德角度去考虑这样的杀戮，从而从理论到实践接受了这种对被指为“阶级敌人”的人的残酷做法。
不知道这个程贤策当副团长的“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管多少个这样的村子，杀死了多少个地主。这是不讲法律依据也没有审判程序的杀戮。 这样的杀戮，破坏了法律制度，破坏了道德和良心，也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参与者以革命的名义作了这些，在参与杀人的同时也在把自己改变成另一种人。
乐老师的书里没有写这样的“土改”之后程贤策具体作了什么。我仔细阅读了北京大学在1998年为百年校庆所编印的《北京大学纪事》，从中找到程贤策在北大的踪迹：他在1950年担任北大学生会主席团主席，1951年建立中共北京大学党委的时候，他当宣传部副部长，后来当过统战部副部长。1959年，他被任命为专职的中共中文系总支副书记。
在“土改”之后，北京大学校园里进行的是“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每个教员都要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还用了一个相当难听的比喻性的说法叫“洗澡”。有的人被强迫在大会上“检讨”了很多次才过关。然后是长达数月的“忠诚老实运动”，人人都要“交代”自己的历史。有些人自杀了。在“院系调整”中，大学重组。所有的教会大学被取消，北京大学搬到了原来是燕京大学的校园里。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把589个学生和110名教职员划成了“右派份子”，而当时全校学生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北京大学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不但数字大，而且比例高过了百分之五。当初搞土改斗地主的乐黛云老师被划成了“右派份子”并“下放劳动”，被她说服未随父亲去美国留学的好友和同事朱家玉成为“右派”后投海自杀。中文系的一批老师被划成右派，还有一批学生也被划成右派。其中有女学生林昭（请读“林昭”网页）。她在成为“右派份子”之后离开北大，回家后又被判刑，在文革中又在监狱中被枪决。象林昭这样在成为“右派”后又进监狱又在文革中被枪毙的北大学生，至少还有两名。
一批一批的人成为“敌人”，一旦被指控，就被无情地清洗出去，既不能自我辩护，也逃脱不了残酷的处罚。革命的巨爪不但在校外，也在这所中国最早建立的现代大学里面，把人一把一把抓起来，糟蹋丢弃。
在这一系列改造原来的北京大学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革命”过程中，到1966年为止，程贤策看来一直没有出什么问题，他是一个“革命者”。然后，文革开始了。这一次，他被指定为革命的对象了。
乐黛云的书写到了程贤策的人格魅力，他的高大的体格和好听的歌声，他的同事们也说到他的精明活跃与文雅的风度，这些该都是真的。但是文革来了，这些都不能帮助他。他被“揪”出来被侮辱被打骂被“劳改”，就象15年前在江西的那些地主和1957年的北大的那些“右派份子”一样，在一片喊打之声中，毫无办法自卫。
1966年的所谓“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就象1950年的地主，就象1957年的“右派份子”。象前几次的革命一样，只要革命的领导人圈定你是“敌人”，你就失去了法律保护和得到社会正义的可能，死路一条。程贤策对这套做法可能理解非常深，在采访中，认识他的人都没有提到他曾经抱怨过他所受的虐待。只有对这一套不够了解的人才会惊讶和抱怨吧。程贤策忍耐了三个月。他自杀了，没有抱幻想。
在1966年，程贤策从“革命者”变成为“革命”的打击对象。看起来，文革好象是非逻辑的。但是实际上这一切有其内在的逻辑。检视往事，现在可以看出，一批人在参与迫害的同时，也铺就了迫害他们自己的道路。因为他们参与的迫害，不只是对一些个人的否定，而且是对法治、对程序正义、对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公民权利的根本否定。当一套可以超越法律置千万人于死地的机构已经建立起来，当一批批可以充当打手的年轻人被准备好了，那么参与建立这套机构与准备这些打手的人自己也会被吞吃掉。程贤策的死亡是恐怖的，是悲剧性的，他的人生道路也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