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网络图片）
“文革”期间，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在汉墓葬被红卫兵挖掘，一批随葬文物被省博收藏。当年红卫兵如何掘墓，具体时间在哪一天，墓葬内究竟有哪些文物？近半个世纪来，关于黎墓被掘情况一直未见文字记载。日前，武汉民间收藏爱好者余长庭先生向本报披露了一份“文革”初期红卫兵“查抄”黎元洪墓的档案材料，谜团也由此一一得解。据悉，这是首次发现的文字记载黎墓被掘经过的史料，极具研究价值，也是那个特殊年代“文革”乱象的见证。
49岁的余长庭业余以收藏古陶瓷为乐，两个月前，他在一家旧书店意外发现这份档案材料。他向记者展示的这份材料首页印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查抄(自交)对象材料》，为16开大小，共4页，档案材料为“武昌区革委会查抄财物处理小组印制”，其中有两页为表格，分别为《查抄对象情况调查表》和《处理查抄财物审批表》。这两份表格的填写内容显示：黎元洪墓是被作为“四旧”坟墓“查抄”的，是当时所谓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有组织的行为，并非此前传说是两派红卫兵突然挖掘；被掘时间也首次以档案文字得以确认：1967年6月5日；“查抄单位”则为当时的“湖北省林业厅综合勘测设计大队革命群众组织”。
这份档案材料中最有价值的是一页《查抄物资上交清单》，它清楚地记录了当时黎墓被挖掘后，仅有部分随葬物品交至省博馆藏，还有一批随葬物品被“截留”，变价80.02元冲抵了“炸墓开支”。
昨日，记者持此档案材料复印件与省博物馆保管部核实：材料中所附的《湖北省博物馆历史之部藏收入凭证》，与省博当时接收黎墓随葬文物开具的“收入凭证”存根，是不同“联”的同一份材料，足以证明这份档案的真实性。
省博近代文物研究专家李焱胜研究员、“武汉通”刘谦定等认真看过此材料后认为，这是目前首次发现的用档案文字记载黎墓被掘经过的史料，填补了关于黎墓研究的史料空白，澄清了历史真相，非常珍贵；同时也是“文革”乱象的见证。
始建于1935年的黎元洪墓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土公山南坡。
部分随葬品被变卖80.02元
黎墓被挖开后，究竟出土了哪些随葬物品，它们今天是否安在？根据这份档案记载的相关信息显示：当时随黎墓出土的文物并未全部上交国家，有一部分被截留变卖，至今下落不明。
在这份材料中有，有一页《查抄物资上交清单》非常重要，共分13项填写了随黎元洪墓出土的随葬物品，按顺序号依次为金冥钱7个、马刀1把、元宝2个、勋章1套、胸章1套、肩章一套、鞋后垫1双、黄金8件、玉石镯1枚、铜扣6枚、“铜袋环1套及金链等30多件随葬物品。值得关注的是，清单标注为“共4页”，此为“第1页”。遗憾的是，这份材料是只发现这1页清单，剩下的3页缺失，至于它上面还登记了哪些随葬物，不得而知。
在这份清单上面还附了一张当年由“湖北省革命委员原省直机关斗批改指挥部十一团七连(即省博物馆)”开具的《湖北省博物馆历史之部藏收入凭证》，上面清楚地记载交给省博入藏的随葬物品的名称及数量为“金冥钱7个、马刀1把、元宝2个、勋章1套、胸章1套、肩章一套、鞋后垫1双”共计14件。
记者走访省博物馆，该馆保管部主任蔡路武研究员透露，这凭证上的14件文物保存完好，一直尘封于文物库房，辛亥百年之际，这批随葬文物被辛亥革命博物馆借展，向公众展出。
除了交给省博的这14件文物，“查抄物资清单”所列的包括“8件黄金”在内的其他随葬品被“截留”了下来。在这份查抄对象材料首页“变价金额”一栏所填金额为“80.02元”。专家推测，这是未上交国家的随葬物品被变卖，用以冲抵查抄单位的挖掘和炸墓费用。
两年前藏于省博库房内的黎元洪墓随葬物品，现在辛亥革命博物馆展出。记者蒋太旭摄
“我们爆开黎元洪夫妻墓”
黎元洪墓究竟是如何挖开的？长期以来，人们说法不一。这份材料档案里的《查抄对象情况调查表》清楚地记载了黎元洪墓是被炸开的。
在这份表格中，黎元洪的名字被清晰地填写在查抄对象姓名一栏，并填写了性别“男”和籍贯“湖北”，但未填写“出身”、“成份”、“工作单位”、“住址”等内容。有意思的是，在填写“政治历史情况和现行表现”一栏时，当时的填表者不敢对这位已经作古近40年的民国大总统妄加评论，而是采用了最“保险”的做法，摘录了《毛泽东选集》697页的一段注释：“黎元洪原任清朝新军等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相当于以后旅长)，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时，被迫站在革命方后，担任革命军的湖北都督，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经任副总统和总统等职”。
“查抄原因”一栏则记述了红卫兵爆开黎墓的原因及简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荡涤着社会上一切污泥浊水，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大破资产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我们广大革命群众也积极地投入这场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在公安部门和省博物馆的参与下，我们爆开了黎元洪的夫妻坟墓。”
其记录的“查抄时间”为1967年6月5日，“查抄单位”是“省林业厅综合勘测设计大队革命群众组织”，“查抄人”为“革命群众”。
“光炸药就开支99.90元”
另一张《处理查抄财物审批表》所记载的内容也非常有趣。这张表格主要分“群众讨论意见”、“所在单位革委会意见”、“区革委会批示”3项内容，读来令人捧腹，“文革”乱象可窥一斑。
“大破资产阶级四旧，大立无产阶级四新的革命群众运动中，我们爆开了黎元洪的坟墓，挖出来一些财物，理应无偿上交给国家，但在挖坟墓时额外增添了一些工具，如钢钎、铁锤、扁担、绳索等，开棺时专门置了4双防毒手套、炸药等，不知开支多少？能否弥补额外开支？”这是“1967年10月13日”黎幕被挖开4个月后的“群众讨论意见”。
第二天(即10月14日)，“湖北省林业厅综合勘测设计大队革委会”就回复意见，并向上级提出请求：“我们同意革命群众的意见，对挖掘黎元洪坟墓的财物全部上交国家。根据群众意见，我们查了一下当(时)开支的发票，光炸药就开支了99.90元，请上级考虑一下能否从上交财物款项中，弥补我们从办公费暂垫款项的一部分，因我们现在办公费开支比较困难，最后我们还是服从上级的决定。”
1969年11月5日，“武汉市武昌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查抄财物处理小组”作出了“按单位意见上交备案”的批示，并加盖上了大红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