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的律师浦志强（图片：Peter Parks/AFP/Getty Images）
【看中国记者林雅丽编译】（本文节选自William J. Dobson’的著作《独裁者的学习曲线：内部民主的全球战役（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Inside the Global Battle for Democracy）》,6月6日发表于www.slate.com。）
对于浦志强而言，回家是不安全的。更确切地说，他可以回家，但他一旦回家，可能就再也走不出家门。在过去48小时内，北京当局已经拘留了十多名律师和活动家，软禁了八十多名持不同政见者。两位律师完全失踪。
浦志强，这位著名的自由言论律师，也就是中国所谓的“人权律师”，他们随时都可能遭到当局的镇压。他不清楚，为何当局还没有对他采取行动。但他猜：也许是因为他出差在外一周，他只是还没有回到家中。
当我联络上他时，他仍在上海，并计划在几天内返回北京。他给了我在其公寓附近一间茶馆的名字，我们可以在那儿见面。为了安全起见，他将在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后，就直奔那家茶馆。否则，我们的会面可能会泡汤。他告诉我，“一些领导人物会告诉秘密警察：明天不许浦志强见任何人。”
自从穆巴拉克垮台后，这已是我在中国的第10天。记者们和电视摄制组的人员仍在埃及报道这名独裁统治的完结。这场在突尼斯开始的革命，随后蔓延到埃及，现在席卷中东和北非。每一天，在也门、巴林、利比亚、约旦、伊朗和其他地方，都有出现叛乱的报道。
在中国，听到的消息不过是“耳语”。几天前，在社交网站上出现了一个匿名的“中国茉莉花革命”呼吁。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并没有引发反对中共的游行、集会或示威。但虽然远离“地震震源”，仍令北京领导层紧张。在穆巴拉克被推翻后的当天，北京领导层召开特别会议，讨论需要收紧对所有媒体的控制及网上对中东局势的讨论。任何提及“茉莉花”的言论均被从网站、聊天室、论坛中删除。
当我一入住酒店的房间，我就见到了当局焦虑的证据。我打开CNN的国际新闻频道，听主播在采访一名分析家评论在利比亚和其他地区爆发的叛乱。当主播问道：中国领导人会如何解读这些事件时，电视屏幕上一片漆黑。大约一分钟后，又回复了正常，我见到的是这名主播在谢谢受访的嘉宾。看来，北京政权不介意CNN播报在阿拉伯世界发生的事件，但他们不希望任何有关这些事件可能对中国产生何种影响的猜测。
很显然，这种打压对浦志强可能意味着什么。被他视为同事的律师和活动人士，那些他所钦佩的人已经被当局拘留，他完全可以预料下一个可能就是自己。这种广泛的抓捕令中国境内外人士吃惊，这显示，当局在重新定义“红线”。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政府可能会抓更多的人，包括持不同政见的著名艺术家艾未未。但是，尽管有风险，浦志强还是决定与我们见面。晚上9时许，他走进了这间在丰台区的茶馆，距离北京市中心约30分钟车程。他大步穿过房间，给我一个坚定的握手。
他抽着一根香烟，面带苦笑。他直接告诉我，那些秘密警察知道我们正在会面。他的电话被窃听了，所以他们能听到每一句话。而且，他们从来就离得不远。在上海，尾随他的人与他入住同一间酒店，与他同一架飞机飞回北京。因为知道他们在监听自己的电话，浦志强说，所以他此前一天就通知了他们我们的会面。“我告诉他们，这次会面很早前就定下来的，与你们关心的茉莉花没有任何关系”，浦志强说。“如果你们想阻止我见什么人，这是违法的。你可以做你的工作，但你不能阻止我做我在做的事。如果你不同意，可以扣留我，把我带走。”
我此前从未见过浦志强，当我听到他是如此大胆地告诉那些到处尾随他的安全官员，我很吃惊。我问他，他们怎么说？ 他回答：“他们没有说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们。我要见我的朋友，难道还要他们的许可吗？胡扯。”
茶馆外的停车场一片漆黑。那些安全人员是否在从外面看着我们，我们无从知道。
在中国，像浦志强这样的律师，帮助那些社会中遭到当局压迫而不得不自卫的老百姓打官司。
浦志强把自己的今天归功于他的两位父亲，“一位是我的生父，一位是我的养父”。生长在河北农村的浦志强形容自己的生父诚实而顽固。“我也很固执，我有这种执着的性格……我不会改变我的态度。”他谈到他是由他的叔叔养大的。他的叔叔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是一名商人和企业家。虽然他叔叔支持过中共的革命，但在中共上台后，他的叔叔就遭到了共产党人的迫害。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他告诉我：共产党不守承诺，他们没有道德。”
浦志强很聪明。在高考中，他以全县最高分、全省排名前100名的考分进入了久负盛名的南开大学学习历史。他进入南开后，一天，一名教授走来问他，是否想加入共产党。如果他愿意，这名教授可以帮他。“我告诉他，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考虑。”“七天后，浦志强告诉这位教授：我永远不会加入这个党。”当时他19岁。
1989年，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浦志强组织了同班同学，并领导了政法大学第一批学生走向了天安门广场。他参加了在广场上的绝食，直到6月4日，中国的士兵向示威者开火。
在大屠杀后，浦志强拒绝与当局合作。在躲避士兵们的子弹时，“我答应过自己，如果今晚我能活着出来，每年，我会回到这里。”他告诉我，在过去三年里，每逢“六四”周年临近，他都遭到警方拘留，天安门广场处于严密安保之中。
他拒绝帮助这个政党漂清它的血污。他本打算做一名教授。当他毕业时，没有人愿意聘用他，“如果你拒绝认错，你就不能成为一名教师”，他解释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为此付出代价。”
毕业后，浦志强一直在艰难地寻找工作。他有年迈的母亲和一个年轻的家庭要照顾，他感到了压力。但他不想为一份工作而妥协。他说，“共产党在1989年做过什么，我不想改变我的想法。”他此前的一名老师建议他试着做一名律师。他就在业余时间学习法律，并于1995年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
法律是完美的避难所。浦志强接手商业案件，帮助他养家糊口。但他看到了法律更高的目标。他相信，如果他接手人权案件，他就可能挑战这个他所厌恶的政党。
他最早接手的一宗言论自由案件，是为《中国改革》杂志做辩护律师。在一篇题为“谁在瓜分奶酪”的文章中，记者刘平报道了一家中国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业务往来所造成的巨额亏损，导致工人们被解雇。刘平是依据官方文件及该公司自己的文档写的这篇报道。如果在中国境外，这个故事平平常常。然而，该公司以诽谤罪起诉《中国改革》杂志，要求超过70万美元的赔偿金，这个数目将令该杂志关门。在听了浦志强的辩护后，广州的法院裁定，记者依据可靠消息来源报道新闻故事，对此记者不构成诽谤。
浦志强很快就接手了更多的案件。他为得罪了强大的党老板的报纸、杂志和作家辩护。他开始为自己赢得声誉。但他并不总是成功，也经常失败。
当晚最打动我的，是他谈到他如何在这部国家专制制度的夹缝中工作：当局派出秘密警察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的战术，就是尽可能的，人性化地对待他们。他们可能会在中共统治是否合法这一问题的看法上与浦志强存在根本分歧，但浦志强都将他们以人对待， “我尊重他们，我尊重他们。我不断地告诉他们法律程序是什么。”“如果你来到我的办公室，要来扣留我，那么好吧，但是你得遵循一个程序。你需要一个允许你这么做的证书。他们拿不出来。结果是，我们在这里一起吃晚饭、交谈。我们需要面对这些秘密警察。如果有机会，为什么不尝试改变他们？”
他成功了吗？这几乎不可能知道。当他们压迫浦志强，把他逼到一个角落，浦志强就对那些尾随他的人说出了强有力的观点。那些人也承认，他们多少同意浦志强所说的，但随即又回到那个熟悉的借口：我们别无选择。
浦志强告诉他们，他们正在贱卖自己。“我告诉他们，‘中国正在经历转型’。我们年龄相仿。二十年后，你将如何告诉你的孩子，在那变革年代你在干什么？”
他告诉我，“我遇到的那些人，他们对自己所做的并不感到自豪。”“共产党的思想和其合法性已经消失。现在就是赤裸裸的利益。那些口号已经不再凑效。他们需要收买人，支付金钱让他们去做任何事情。”他们可能受到了威胁或胁迫，或被收买，但无论哪种方式，这个制度的运作成本都在上升。
在我们数小时的谈话快结束时，我问他，他如何看席卷北非和中东的革命对中共领导层的影响。 他回答说：“他们现在越来越害怕，他们的选择变得更少。他们有维持稳定的需求，这个政权比其上台前显得更没有自信。”“他们非常谨慎、非常紧张。”
他在谈到围绕他的那些安全细节，“他们中的很多人陪我吃饭，就是因为这些[在中东的革命]。” 浦志强说，他会告诉他们在浪费时间。他不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他也不组织人走上街头。他说，如果这个政权有敌人，那是它自己制造的。他对那些安全人员说，“你们造出这么多敌人，又没有胆量去面对他们”，“你应该找些办法来证明你与卡扎菲有何不同。”我问他，他在秘密警察里的朋友们如何回答。他说，“他们同意这个观点。”
午夜后，我们一同走出了茶馆。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