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歌星周璇留下许多家喻户晓的名曲，成为中国情调的高尚品牌，传唱至今。但她三十七岁之死的真相也被扭曲至今。其实她完全是被中共“革命”文艺逼疯而死。遗产也被中共侵吞。
朋友去北京探亲回来，带回了一本吴剑著、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何日君再来——流行歌曲沧桑史话》。他知道我喜欢和熟悉这些东西，借给我先睹为快。我日夜加班，坐着看，睡着看，出门乘车也带着看。
有一天在电车上看，邻座一位老行家也感兴趣地靠过来，我们便侃开了。他告诉我退休前曾是娱乐杂志记者，访问过名歌星崔萍。
谈著谈著，他忽然冒出一句：“周璇是自杀的吧？”我说不，她倒是病死的。我一下子陷入了沉思，一个几十年来挥之不去的问题重又浮现出来。
我自小爱唱歌，不论什么歌，只要好听：流行歌曲、艺术歌曲、抗日歌曲、“革命”歌曲、民歌、小调、外国歌曲 ……我特别喜爱周璇和吴莺音的歌，那些歌不但曲美，词也美，那是今天粗俗的“劲歌金曲”远不能比拟的！
周璇天真单纯一个长不大的女孩
吴剑在《何日君再来——流行歌曲沧桑史话》里关于周璇的最后一段是：
“一九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周璇回到上海。一九五一年四月，应大光明影业公司之邀，出演影片《和平鸽》的女一号。不幸的是，影片没有拍完她就病倒了，住在上海虹桥疗养院，还曾赴北京治疗。一九五七年的春夏之交，周璇即将康复出院的消息迅速传开，国内外热爱周璇的人们，从全国各地，以至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法国、澳大利亚……给她寄来了信件、纪念品、营养品、药品，都希望她早日重返歌坛和影坛，她还是人们心中最亮的那颗星！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的九月二十二日二十时五十五分，周璇竟因一周前突然患上的脑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医院病逝，离开了她热爱的歌坛和影坛，离开了她热爱的人间和无比热爱她的人们，那一年她三十七周岁。”
周璇（1920—1957）的一生是个悲剧，一个十分短渐的悲剧！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悲剧伴随着很多人。有人说周璇是个长不大的女孩。她太天真、单纯、轻信，生活阅历少，又遇人不淑，有一点事情就经受不住；加上在中共严苛的政治环境压迫下，思想抑郁，就诱发了精神病，结果断送了自己的一生！
周璇十一岁便进入黎锦晖办的“明月歌舞团”（联华歌舞班时期），那是一九三一年。只三年时间，她便在一九三四年上海举办的“三大播音歌星竞选”中获得亚军，和白虹一起成名（白虹得冠军）。她和白虹一样，唱着黎锦晖的歌在歌坛走红。一九三七年七月，她和赵丹主演了《马路天使》，电影中的插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唱。
至今说因脑炎逝世：欺骗天下人
正是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我在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读高中一，有一次在礼堂看电影，正片前放映的新闻片便是宣传周璇康复出院的消息。周璇弹琴唱歌，解说词说她已经康复，很快便可重出歌坛影坛，与观众见面。几十年前那情景，如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可是不久，她便含恨离开这个世界，吴剑说是因脑炎；在国内出书，她只能这么写，不便透露现已广为人知的秘密。
周璇去世，黄宗英在《上影画报》上有一小块文章纪念，题目是《璇子，安息吧！》，全文如下：
“亲爱的璇子姐姐，你尝尽了旧社会给予一个女演员的痛苦，你还没来得及在新社会里和我们一起愉快地从事艺术创造，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璇，我只想再和你谈一件事，我怕你放心不下你的民儿，他未出世就被父亲所弃，才入学又遭母丧，在你患病的这几年中，你不能清醒地知道他的生活。他才十几个月，你就已病得失去了抚育他的能力，当时我们剧影协会妇委会就把他送到剧影托儿所，后来他又在上影和市府机关幼儿园里，在阿姨们辛勤照顾下，度过了幸福的学前期。今年暑假他考进了小学，像你不久前看见过的那样，他长得健康、活泼、求知欲强、爱画图、喜欢唱歌，当然也很顽皮。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已经六年了，我和赵丹都把他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今后人们会因他失去了母亲，而对他倍加爱护。在这美好的社会主义时代，就连孤儿也会成为最幸福的人，他将被我们的社会培养教育为一个好孩子，成长为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璇子，安息吧！”
在这里，黄宗英只提一个周民，没有一个字提及后来被她称为“那个人”的周伟，所以当时我以为周璇只留下一个儿子，被黄宗英和赵丹领养了。
现在重读这篇悼文，简直令人作呕！“旧社会”苦“新社会”甜那一套，在当年是一个可以到处套的典型公式。我这里要说的唯一一句话是：周璇正是被那所谓的“幸福新社会”害死的！周伟说他“妈妈是受他人迫害而死的”，这话也对也不全对，因为害死人的主要是那万恶的“新社会”，“人”只不过是这个丑恶社会链条上的一众帮凶（主动或被迫）。
无法适应思想改造精神失常
一九五○年周璇从香港回上海后，便无法适应“新中国”文艺界肃杀的政治氛围，心情极不稳定。她给仍留在香港的作词家李厚襄写信说：“……近因播音唱了歌，报上挨骂，在任何环境中都有派别，将来拍戏又不知怎么样来应付呢！太难了！”“我觉得自己意志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头，一言难尽，不说也罢。”她后悔回国，想到南洋发展，但当年中共的这个“窟”，进去容易，要出来便由不得你了，就像我们侨生一样，回国容易，出国便比登天还难！
毛泽东入主中南海后，便有计划地一步步清算那些扶助他“登基”的“同路人”和“战友”。“肃反”、“三反”、“五反”、“清匪反霸”等政治运动且不说它，仅文艺界便有“批《武训传》”、“反胡风”、“批《清宫秘史》”、“批黄色歌曲”等一系列运动。周璇是《清宫秘史》的主角，她所唱的那些黎锦辉的歌曲正是共产党批判的“黄色歌曲”、“靡靡之音”，她能不受到冲击吗？周璇对李厚襄说她在“报上挨骂”，原因盖在于此。
共产党不断要求知识份子和文艺界人士自我改造，不断组织各种名目的“学习班”，说这些人来自“旧社会”，脑子里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只有通过改造，才能适应他们所描绘的“无限美好”的“新社会”。周璇最要好的朋友王人美检讨了自己和周璇都在“旧社会”唱了不好的“靡靡之音”、演了不好的戏，要好好改造自己才能适应“新社会”，这无疑对神经过敏的周璇是当头一棒，精神脆弱的她只有疯了！
未婚夫突然被捕，精神完全崩溃
周璇在拍《和平鸽》时，认识了在剧中任美工的画家唐棣，周璇请唐棣为她画了一幅肖像，两人因此相爱而同居，可是直到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周璇把小儿子周伟（唐启伟）生下来时，结婚申请仍不获批准，说是要“研究研究”。在那个年代，一个人结婚要向上级党组织打报告申请，“组织上”不批准，婚便结不成。共产党是一个什么都要管的法西斯黑社会组织，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细胞都属于党的，你根本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丝毫权利。
由于周璇的坚持，他们终于被批准结婚了。如果有情人终成眷属，周璇可能会继续活下去，精神病也会慢慢康复。只是风云突变，就在结婚前十八天（十月十二日），唐棣突然被捕，关进了提篮桥监狱，说是有人告发唐棣曾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职，是一个隐藏的历史反革命份子（这是中共发明的一个十分可怕的罪名，只要你在国民党时代做过什么职位，都可以“历史反革命”论处），再加上“诈骗”和“诱奸女明星”（孩子都生下来了，还“诱奸”，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三“罪”并发，判刑三年。周璇的精神本就脆弱，再受此严重打击，便彻底疯了！
我们知道，中共几十年来都在制造冤假错案，等人死了又来一次平反，然后又继续制造，再来平反（但不赔偿），如此循环往复，但仍然不失其“伟大”，真把全世界的人都当成阿斗了！唐棣也走入这个循环，说是经多方取证，于一九五三年底撤销原判，并依法承认了他和周璇的婚姻关系。可是周璇已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长期住院，无论如何也不能恢复了。共产党这样无比“伟大”！真是无耻！
病中日记后悔留在上海
周璇具体受过什么冲击，我们至今仍未能十分了解，因为当年知道具体情况的人大部份已经去世，幸存的人也不愿说出，有的人还在厚著脸皮为共产党涂脂抹粉，大谈什么“旧社会”“新社会”，实在是人性的悲哀！我当年在广州读书时听说名作曲家陈歌辛（别称“歌仙”）因为替周璇说了几句公道话，便被打成“右派”，一九六一年饿死于安徽白茅岭劳改场。周璇因此才开始被关心被治疗，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一紧一松，一打一拉。可惜她已经病入膏肓，虽短暂回光返照，也是一瞬即逝。
周璇在病中经朋友提议开始记日记，共记了两本，现存一本，最近由她的长子周民出版。一九五一年十月三日星期三日记有：“再给大李（李厚襄）写信，心里烦死了，邵老二说定的事情，怎么到现在还不快办，张善琨他们也应该帮忙的。”这是说的去南洋发展的事。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三日日记说：
“我不说谎话，我周璇就不爱说谎，可是你们要强迫我，有意危害我，我能服你们的贴吗？太使人伤心，环境如此，自己小孩不能在身边、在一起，不能得到快活，神经上的刺激，心地上的创伤，没有法子弥补，这一切的事情谁能知道啊！痛苦只有自己忍受，我看错人！对不起人！唉！忘了过去吧！往事如烟云，有什么可回忆的呢？大姐打电话来说下午来，不知道有什么事吧？”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日星期六日记（最后一篇）说：“好几天没有记日记了，事情想起来真是太使人害怕，不写了吧！没有什么可写的。总之做错了事是一样的倒楣，可是太冤枉了呀，总有一天要水落石出，等著吧！”如果周璇那个时候能离开共产党的魔爪重回香港，她会发疯以致病死吗？
遗产大部分被共产党吞吃掉
至于周璇的遗产和周伟与黄宗英打官司的问题，情况相当复杂。周璇应该有很多钱，周伟说他母亲在香港拍《清宫秘史》时，片酬是一个单元一根金条，这部戏一共有十六个单元，可见李祖永所付酬劳之厚。但周璇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呢？周伟的妻子常晶说，“当时的上海某单位私自动用了妈妈很多的金条，用来购买国外的电影。后来我们曾问及原因，他们只是说这是单位上的需要，我们也就不好细问了。”
网上有一篇署名上官婉儿访问黄宗英的文章，提到周璇病故后，海外陆续有善款汇到国内来，据说折合人民币有四十多万，后来被有关部门退了回去，“这件事您知道吗？”（当年我在广州，每月在学校的膳食费是十元五角，一斤米一角四分；政府为了吸收外汇，建了华侨新村让华侨以外汇购买，一座二层楼的小别墅连花园，只卖五千多元，你可以想像四十多万该有多少！）
黄宗英的回答是：“这件事我不清楚，五十年代，我们不会对组织上提这种问题。”她又说：“大约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银行有人找我，对我说周璇在海外有一笔遗产，他说你抚养周民已经有将近十年了，你是他的养母、是他法定的监护人，只要你出面签个字，就可以把这笔款子转到国内来。
“我说，我们不要这笔钱。中国银行的人说，这不是你们要不要的问题，国家需要这一笔宝贵的外汇。这样，我就签了字。具体有多少数目，我已经记不清了。我记得，我们只取过一千元港币，后来这笔钱到底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
很明显，“这一笔宝贵的外汇”都被共产党“化私为公”了。打韩战，研制原子弹，支援亚非拉，……打肿脸充胖子，到处都要用到外汇，而当年受到禁运，又自我闭关封锁，不容易得到外汇。这笔钱一定比四十万要多，黄宗英说记不清，还是不愿说和不能说？可以推测，周璇的遗产大部份给共产党拿去了，黄宗英当然也得到一些，因为她要抚养周璇的儿子。钱当然不会很少，要不然她也不会在与周伟的争产官司中输了，被判返还周伟钱款银行本金及利息合共人民币七万多元。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七万多元还是一笔钱。
盛大丧礼掩饰周璇逼疯而死真相
我记得一件事，大约是一九八四年，“党”突然号召私人成立电影公司拍片，黄宗英和刘晓庆都到了深圳。可她们弄了一两年，拍出来的片子均不被批准上映，钱花了，时间花了，连一个“橘”都得不到，她们上了“党”的当，可当时谁敢申诉？我想黄宗英大概把周璇留下来的钱都花掉了，没有钱给周伟，要打官司。一代才女，也是命运不济啊！
我一直很欣赏黄宗英的“秀笔”，她写的好文章。黄家三兄妹（黄宗江、黄宗英、黄宗洛）都是才华横溢的人。很难想像黄宗英是处心积虑侵吞周璇的遗产，我相信，周璇死时留有很多钱，但大部份给共产党侵吞了。
周璇五七年九月在反右高潮中去世。共产党为她举办盛大的治丧活动，治丧委员会阵容庞大，几乎囊括当时影坛上所有的权威人士和她的生前友好，包括蔡楚生、张骏祥、应云卫、郑君里、白杨、赵丹、王人美、舒绣文、刘琼、黄宗英、王丹凤、黎锦晖等。这是共产党为掩盖逼死周璇所导演的拿手好戏。没有石挥和陈歌辛，因为他们两人都成了“右派”。石挥曾经与周璇相恋过，他也在这一九五七年的春夏之交突然失迹，自沉于东海；他们前后脚离开了人世，不知是否能在天国重逢？！
有网志说：“自古红颜多薄命，这句话尤其适应女明星。周璇之前，还有艾霞、阮玲玉、英茵……可周璇已等到了新社会啊……联想到才华横溢的石挥，他和周璇的不了情及各自的悲剧命运，令人惋惜。有时想，如果两人结合，周璇后来不至于进精神病院，石挥也许最后能支撑著挨过‘文革’岁月……”
我有点迷惘了！我们不是都等来了“新社会”么？我们的命运又比周璇好多少？有人说：周璇走的正是时候，换来一个风光大葬。如果不死，肯定要成为“右派”，还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像她这样单纯善良的人，如何能躲得过？民间俗话说：你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你熬过了今天，不一定能熬过明天。运动是一个接一个地来，焉知哪一天黑心雷就打到你头上。你只有彻底逃离那毛（魔）爪，像龚楚，像司马璐，像张国焘，像周鲸文，像周榆瑞…… 才有安全！
还有人说：周璇错在一九五○年跑回去，根本是引颈就戮。像姚莉、张露、龚秋霞、李丽华、白光、欧阳飞莺等人，留在自由世界，便不会由人变成“鬼”了！当年共产党的口头禅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句话应该修正为：“新社会把人打成鬼，旧社会鬼还可做人。”
没有失去自由的人，不懂得自由的可贵。香港人，请珍惜你今天的自由！
二○一二年五月十日于香港东西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