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冬，大队革委会勒令我们四类分子做义务工（无偿劳动），把民工用的衣被、粮食、柴草以及挖土方的工具用船提前运到水利工地。冬季水浅，木船通过闸门时搁浅受阻。“老四”都是经磨历劫的贱民，脱掉长裤，跳进冰凉刺骨的闸底水道，背拉推拽将船拖出。木船在逆风中颠簸前进，忽然有人冲我说：“小杨啊，你的脚后跟流血！”我侧身一看，跌倒在河岸边。原来在推船过闸时脚底板被玻璃碴割开一道血口，像孩子嘴似的开着，因双腿冻得麻木，没有感觉。苦难的生活已经把我们磨练得像牲畜那样顾不上疼痛。一个同类说：“快把脚板伸出来！让我给你的伤口撒泡尿消消毒。”
北风呼啸、寒流刺骨，皖南丹阳湖工地上红旗招展，民工如潮。那些学毛选积极分子们穿着单衣，挑着二百多斤的重担，走在队伍前头，声嘶力竭地喊着毛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作为脚板割裂的伤号，我有幸被队长照顾，免于挑担，守在圩堤上用锹将民夫挑上来的土垡铲高填低，保持圩堤平衡和民工倒土畅通。这种活通常只让老弱病残干。一个叫詹声和的干部走上来，夺去我手中的锹，严厉呵斥道：“你个反革命分子！是谁让你投机取巧？你给我滚下去挑土！”有人为我说话，讲明情况，詹横眉怒斥：“你有没有阶级立场？替一个反革命分子申辩是什么后果？”随后这个人就成了水利工地广播站的批判对象。为了避免有恻隐之心的人因我受牵累，我便用硬纸片做一个牌子，上写“反革命分子杨文培”，用针线固定在帽子正面。这样做有两种含义：一、我是反革命，请你远离我；二、破罐子破摔，我是流氓我怕谁。
水利工地上有一个规定：每挑土两个小时便让民工休息十五分钟。休息期间，大部分人拢集成堆，打扑克，抽劣质烟，有些人谈工分，评女人，有些体壮如牛的人则比赛挑英雄方，看谁比谁挑的担子重、土方多。有个叫朱选文的劳模，因挑五百斤上埂头受到北京老毛的接见，还偿给他一床军用毛毯。有的人争当劳模，挑断扁担，挣裂了血管，死于非命。如果你在工地上看到那种形影孤独、衣衫破烂、灰头土脸的人，那无疑就是我们黑四类了。
在如此纷繁的动物世界里，我通常是找一僻静处，背风看书。那天我看的是《西游记》，正看得热闹，忽然有人来到我面前将书夺走。来人是大队革委会主任夏齐珊，他以戏谑的口气挑衅说：“在毛泽东思想水利大学校你为什么不看红宝书？”当时像秦始皇拉夫造长城似的把民工赶去围湖造田被美其名曰兴修水利，又曰办毛泽东思想水利大学校。我冷冷地告诉他：“《西游记》也是毛主席赞扬的好书，你听‘金猴奋起千钧棒’……”他立即打断我的话，无比权威地正告我：“你是个至死不改的反革命！明明是封资修大毒草！你还要狡辩！”说完掏出口哨，满工地吹，嘴里嚷嚷：“大家集合！现在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上千民工被召集过来，夏主任派民兵将我双手背起来，面对民工，宣告道：“反革命分子杨文培不思悔改，胆敢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看《西游记》，明目张胆宣扬封资修，罪该万死！打倒叛徒、工贼刘少奇！打倒反革命分子杨文培！”一时间，水利工地上乌云翻滚，口号声此起彼落。
夏主任发威之后，又宣布无产阶级专政措施：从即日起，每天上工前，休工后，罚反革命分子杨文培在圩堤的埂面上挂牌示众一个星期，每次示众一个小时；只能利用上工前和休工后的时间，不得耽误正常出工。当天下午，水利工地政工组在民工出入的埂面上，用稻草扎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模拟像，给刘少奇戴上访印尼的礼帽，给王光美穿上纸作的旗袍，还用干部食堂的鱼鳔扎成项链戴脖子上，最后给挂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牌子。一切就绪后，专政队给我挂上牌子，让我站在两个稻草人中间向老毛请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