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什么说张学良“殊可悲”?(图)

2012-06-14 13:00 作者: 颜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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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蒋介石(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张学良,张作霖长子,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但他发动的西安事变,改变了历史进程。张学良没读过多少书,不满20岁时就当上了少将旅长,26岁时是东北军的上将司令。这个年青人要风得风,好球,好剑,好驾驶飞机冒险,尤好美女。晚年曾对人炫耀,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事实上,他年轻时的生活称得上糜烂腐朽,凡他看上的女人,都逃不过他的劫掠。他自称风流,实则是欲望的泛滥、孩子气任性或青春的身体无边界寻找刺激。为此,他嗜赌成性,形容枯槁。1933年2月17日,他陪宋子文去承德视察时,每行30多里就得停车注射一次毒品。

这个民国所谓的四大公子之一,放浪形骸,不拘礼法。尤其是西安事变后他的人生被定格,直到晚年,直到临终前的反思,仍未能突破一个孩子的认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他:“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

话说1921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使张作霖意识到奉军的落伍,下决心整顿。历史学家甚至说,经过多次整顿的东北军,是当时中国最具有职业军人素养的一支部队。这也跟年轻的张学良有关系。他看到了现代国家军队的样子,有机会效仿,在父亲的支持和郭松龄的实施下,一举成功。东北军对张学良充满了敬畏之情,甚至把他“当成神一样”。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7月,年仅27岁的张学良顺利就任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兼保安总司令。紧接着,张学良于1928 年12月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1929年1月,张学良诛杀杨宇霆、常荫槐,如少年康熙诛杀大臣,从此完全接管了父亲的产业,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他不仅管辖着东北,还拥有庞大的现代职业军队。而他虽然归顺国民政府,其实仍与独立时期一样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但是,张学良指挥一支庞大的军队,却不能使它的能量得到正当释放。

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分难解时,张学良先是观望,最终选择了蒋介石。他冒出来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导致后者一败涂地。这年10月,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张学良给了东北军职业化,却没有给这支庞大军队明确的为国为民的目标。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人们以为张学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理当抵抗;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几十年之后,获得自由的张学良坦承当初“不抵抗”并非接到了蒋介石的严令,而是他自己的判断错误所致,他以为日军只不过借故生事,并没有想到关东军敢于发动这么大的军事行动。这样的解释仍只是敷衍历史。因为当时日军在东北的野心路人皆知,日军异动的各种情报早就送达中国军事当局,但张学良完全无动于衷,不做任何准备。有材料说,9.18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8万余,超过了当时东三省官方银行的全部损失。这种搜刮之烈并没有带来强烈的保护意志,大概仍是“子卖爷田不心疼”的少爷脾气。“不抵抗命令”是何人所下,当事人曾三缄其口。即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张的独立军阀身份以及对东北军的绝对控制,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进攻东北军。事后统计,东北军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 3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

张学良虽然主导了整军经武,却对中国社会、现代政治、公众舆论没有任何感觉,他只是一个大军阀的儿子而已。张学良的孩子心性和头脑在小事上精明,在大事上则完全让人匪夷所思。胡适说得好:“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1932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这就是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影响所至,他的部下也多无所作为。东北丢失以后,1932年东北军悍将何柱国奉命守山海关一线,在与日军的反复摩擦中,就以“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令人大开眼界。东北军的战略物资丰富,他们还有当时中国乃至东亚都罕有的一支空军部队,却没有开枪即灭亡。背井离乡的东北军开始走向没落,再也没有机会洗刷他们的耻辱。

说到东北空军,也要归功于张学良。1921年秋,也就是9.18的10年前,张学良受其父张作霖之命,前往东瀛参观日本空军。当张学良亲眼看到日本空军那先进的技术、精良的装备、高超的训练后,暗自痛下决心一定要建起自己的东北空军。回国后,张学良向张作霖如实报告了赴日参观空军的情况。

其实,张作霖早认识到,要巩固东北非建立强大的空军不可。早在此前的1920年7月,张作霖就设立了东三省航空处,并拨出巨款在奉天东塔农业试验场修建了飞机场。据史料记载,此时的奉系已拥有4架大威梅双翼360马力旅客运输机,4架小威海单翼360马力侦查教练机,均为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从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缴获来。1923年9月,张学良担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他一上任,就把东北航空处整编为五个大队:飞虎队、飞鹏队、飞鹰队、飞豹队,张学良兼任“飞鹏”队队长,为了把这个航空处办得更好,张学良不仅从日本、俄国高薪聘请外国教官,到奉天航空学校开展起航空飞行技术业务培训,积极充实东北航空的技术力量。同时,他还把一批优秀的青年送到国外深造学习飞行驾驶技术。

到1925年7月,由张学良领导的东北三省航空处已拥有各种飞机50多架,仅飞行员就达到100多人。随后,张学良先后从意大利、德国、英国、日本等国购进侦察机9架、水上飞机8架、轰炸机9架、战斗机5架、教练机8架,基本上组建起了东北空军。

张学良不仅舍得花忿资培养飞行员,而且还自己带头学习航空飞行技术,专门请来专家辅导他学习飞行理论和实际操练。据说,张学良本人能够熟练地驾驶飞机在营口与丹东之间飞来飞去,甚至还能够自己驾驶飞机到南京去开会。

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张学良的奉系东北空军损失惨重。事后,张学良花忿资又从法国进口了一批新式飞机,并进口了一批飞机散件,自行仿造组装了一批战斗机。据记载,东北军自己组装的战斗机被称为辽F1式,为双翼型,它吸收了德国和法国战斗机的优点,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战斗机型。此外,还有辽 FH1式、作为轰炸机可载4枚100公斤的航空炸弹,是一种航程比较远的轰炸机,大大提高了奉系军阀的军事地位。

1931年9月初,面对日军在沈阳的种种侵略迹象,当时留守在沈阳的奉系东北空军长官陈海华给远在北平的张学良打去了请示电话。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张学良“命令全体空军官兵不得擅自行动”的命令。

就在9.18的当天晚上,奉系空军再次传达命令“日军闹事,不准抵抗,如有不听命令滋事的,军法处置。”那些急欲登机迎战的飞行员获知后,都非常不解地撤离了机场。次日清晨,沈阳东塔飞机场突然遭到日军飞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狂轰滥炸,但整个机场却没有一架战机起飞来迎战。狂轰滥炸过后,日军派兵迅速占领了机场。日军的占领让奉系东北空军损失惨重:不仅损失了战斗飞机150余架,就连刚刚从捷克成套购买的尚未安装的机件也落入了日军手中。随着东三省的沦陷,奉系东北空军的260多架飞机全部被日军缴获。为此,张学良痛心疾首。

大量史料显示,当时东北奉系军阀的空军无论在航空技术、机械设备、具有专门技术的航空人员等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规模。在奉系东北空军的鼎盛时期,拥有各类新型作战飞机360多架,有近200名飞行员,能够适应多种作战方式。这在当时全国各系军阀中也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在当时国内军阀混战的历史背景下,张学良精心培养奉系空军的目的似乎也非常简单,主要是为了对付国内其他军阀,让其他军阀尝到奉系空军的厉害,而并不是为了积蓄力量对抗日军这个外来侵略者……。1936年,在蒋介石对张学良这个义弟十分信任的情况下,他却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实上,他并没有深谋远虑。事变前,他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宣布他要“扣蒋”。于学忠问道:“捉住了以后怎么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所以,蒋介石说他“殊可悲”。

当年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扣押蒋介石,蒋介石曾痛心疾首的劝服张学良说:“你张汉卿上了人家的当你还不服,你,杨虎城,都是我的部下,这事是我们国民党内部的事,共产党来干什么,有什么资格来,谁邀请的?他们说要共组民主政府,好,解散他们的军队,你问他们要军队干什么?他们是要坐江山的。我们要建立民主政府,他们要搞独裁。周恩来不是要民主吗,让他来,让他过来组成民主政府怎么样?不是那么简单哪,他们要帮穷人讲话,让穷人翻身,你想想,穷人懂什么,还不是工具,他们头脑简单只会拚命,到头来还不是周毛们的统治工具?不会有民主的!而我们建立的国家是要一个富强的国家,富人为国家服务,国家为穷人服务,各出己力,各负其责。”拿昔日蒋介石的之言与后来蒋介石在台湾的所为及与大陆现实比较,不难看出蒋介石卓越的先见之明。

评价历史人物应功过并陈,善恶俱宣。蒋介石年轻时候虽然也堕落和放荡过,甚至于直接参与了暗杀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的阴谋活动。但自从他于1927年12月1日与宋美龄结婚、1930年10月23日成为基督徒后,他所表现出的一直是对于家人和国家承担责任的态度。正如他在受洗第二天的日记中所说:“主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教义乃为余精神惟一之信仰。愿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余模范,救人救世,永矢勿怠。”

李公仆、闻一多被刺事件,曾被认为是蒋介石所为,毛泽东更是一口咬定。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专门致信蒋介石,反映美国政府对中国形势的忧虑。信中用外交辞令正告蒋介石:如果中国内部问题不能和平解决,自己就要重新考虑美国对华政策。被冤枉的蒋介石决心查个水落石出,继派遣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之后,又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陆军总部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赴昆全权处理闻一多被刺案。8月25日,顾祝同在翠湖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举行第二次公审,判决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汤时亮、李文山死刑,并于26日执行枪决。同时,革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职务。此事件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出与蒋介石无关:“(7月17日)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别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党作污陷之宣传。”

“上星期反省录:……昆明李闻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无智无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

“上星期反省录:一,天下事之难堪者,莫甚邪正不分、善恶混淆,尤其是世人不究真相反以伪为真,以恶为善,卒致邪正倒置,是非莫辨,因之人心反常,廉耻道丧。……一,为昆明李闻被刺暗[案],又予反动派以法西斯恶名之诬蔑。干部无知幼稚,殊令人啼笑皆非,本周几乎全为此事增加烦恼之苦痛也。”……

“2.28”事件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又一件苦痛之事。“2.28”事件发生原因极为错综复杂,首先由于台湾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现况缺乏了解导致期望落空,当时统治台湾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治台政策失误,官民关系恶劣、军队纪律不良。在经济方面,通货膨胀与失业等问题严重,而不当的管制政策使问题加剧,因而逐渐形成一股不满政府的情绪广泛爆发。终致1947年2月28日发生台北市民的请愿、示威、罢工、罢市,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处理不当,公署卫兵开枪射击民众,导致该事件由请愿转变为对抗公署的政治性运动及台湾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省籍冲突。抗争与冲突在数日内蔓延全台湾,使原本单纯的治安事件演变为社会运动,最终导致官民间的武装冲突与军队镇压。此事件造成许多伤亡,数字众说纷纭,而各方统计的死亡人数由数百人、数千人、一万余人、至数万人不等。蒋介石抵台后,因担心引致动乱,不许国人议论此事,招致民众不满。“2.28”事件影响台湾长达数十年。由于忌谈,结果使得真相一直未明,被台独势力利用夸张渲染,大幅度夸张台湾人受残害的人数,从原来传言的一万人,夸大到两万、三万,甚至还有人说是八万、十万,务使台湾人对中国生出仇恨之心。李登辉执政后开始平反“2.28”事件,补偿“2.28”受害人家属,结果仅有八百多个家属出来申请。但是,此事件却被大陆官方利用,1950年代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都举办纪念“2.28”的活动;“文革”后,也差不多每年都举行纪念活动,甚至1989年后,大陆官方还纪念台湾省人民“2.28”起义。

大陆官方有一个妖魔化蒋介石政权的经典宣传,说蒋介石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且不说此话不是蒋介石所讲,而纵观蒋介石当权40他在处理政敌上恰恰没有做或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讲人情,即使真正的共产党人被捕,经亲友一疏通就放人,被放走的共产党何止千人万人!且蒋介石再黑,也未将党内不同政见者从肉体上消灭或投进监狱。台湾时期,与蒋介石发生过最大冲突的两个人:台湾省长吴国桢和陆军司令孙立人,蒋介石的最坏表现也仅是使计谋迫其辞职,并没有剥夺他们的生活自由,更没有夺其性命。吴国桢去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了自由的晚年,还可以公开谴责蒋介石。像李宗仁、唐生智、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张学良坏了国家大事,让蒋介石作为一国之君颜面失尽,国人皆曰其“罪该万死“,但蒋介石既没有赐其死罪,也没有将他投进监狱,而只是将其软禁。试想假如张学良以兵犯上的对像是毛泽东,张学良能活?他的下场会比彭德怀、刘少奇及大批的老干部会更好吗?!

有人曾以《两个“花园”的对比》为题谈了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不同:后来担任《人民日报》总编的胡绩伟当年在国统区办了一分进步刊物,因批评国民党而遭查禁。胡绩伟换了刊名继续出版,结果再遭查禁。就这样出版、查禁,再出版、再查禁,前后一共换了10个刊名仍然能够继续出版。这在宣称民主的毛泽东统治下只能是天方夜谭。也许蒋介石终是行伍出身,他感兴趣指挥的是军队与国家,而不去染指文艺。因此在他统治下的台湾文艺花园能够有某种生长空间,也允许独立的民办报纸、刊物存在,包括台湾反对派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在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历史中,只发生过一桩“文艺事件”:1965年,《文星》杂志因发表保护新闻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一年。而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对文艺的控制异乎寻常;从建政初期批电影《武训传》开始,毛泽东瞄准文艺阵地的机关枪从没有停止过扫射:评《红楼梦研究》、胡风反党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刘志丹》反党小说案、评《海瑞罢官》……,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显然,蒋介石的台湾花园要比毛泽东的大陆花园要缤纷许多。

1975年4月5日晚11点50分,蒋介石去世。4月6日凌晨,蒋介石的遗体被运上灵车,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据台湾媒体报导,是日台北市天空突然雷声激震,大雨倾盆。在这个季节,极少有这样的雷雨。蒋经国在日记中记述:“风云异色,天地同哀。”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曾与蒋介石会面,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对蒋介石有如下评价:“他的那种沉着、谨严而有作为的性格,给我以深刻的印象。这时,他的权威和声望正处在顶峰。在美国人的眼中,他是世界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他是‘新亚洲’的一个斗士。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地捍卫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同时他又强烈地反对共产党。美国各界人士公认,在这次战争获胜以后,他将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大国的首脑。后来,许多持有这些观点和估价的人们都抛弃了他们原有的看法。我在当时并不同意人们这样过高地估计蒋介石的力量,或中国在未来的贡献,然而,我在这里还是可以指出,蒋介石大元帅至今仍然献身于当时曾使他获得广泛声誉的同一事业,但是,后来他却在自己的国家中被共产党击败,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表示,蒋介石一生有三大功业,分别是奠定北伐完成中国统一大业;二次大战中浴血抗日八年,保住大中华不受日本军国主义迫害;坚决反共抗俄,守住台湾不受共产主义荼毒。这三大功业足以让蒋介石被尊称为一代领袖。明居正最后说,回顾蒋介石一生,最为后人称颂的是以坚毅精神力拒共产党这一西来幽灵,虽在军事行动方面没有成功,但他在宝岛台湾建立了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这50年来为国际称道的“台湾奇迹”,若没有他打下基础,恐怕难成如此功名。

1971年12月,毛泽东曾召集文宣部们进行内部谈话,论及蒋介石的功绩:“蒋介石有几个优点是客观的史实,我们讲史必须留心:一、北伐统一中国;二、抗日战争;三、收复台澎;四开拓海疆。1946年蒋介石从法国手中取得南海四岛屿,这块370万平方公里的海疆相当于三个外蒙……”

马英九认为蒋介石对台湾的贡献有三方面:光复台湾、建设台湾与保卫台湾。建设方面除土地改革、九年国民教育及发展经济外,更重要是蒋介石在政府刚迁台、朝鲜战争方酣动荡之际,毅然推动地方自治,对台湾民主的基础有很大贡献。

2011年7月,面对民进党叫嚣让马英九承担蒋介石在“2.28”事件中所犯下的“罪行”,马英九强硬地恢复“中正纪念堂”的牌匾,中正纪念堂牌楼上的“自由广场”也恢复为“大中至正”(看中国编者注:2009年7月20日正式将中正纪念堂匾额重新挂回。但在中山南路正门口匾额题字则维持“自由广场”,并未直接改回原“大中至正”)。据台湾媒体报导,马英九当局的行动遭到了绿营的强烈反弹,但是却获得了多数民众的拥护,很多人认为,民进党在下台之前将“去蒋介石化”表演到极致,并不符合民意。现在很多台湾人对蒋介石不满,主要是他杀台独分子,而对蒋介石的经济政策是基本肯定的。尽管蒋介石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不仅奠定了台湾日后繁荣的基础,同时也为使台湾成为华语世界唯一的民主实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管各方如何认识蒋介石及其与大陆官方的斗争,总体上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地讲,是给中国给世界送来了空前的灾难。苏联共产党以暴力夺取了国家政权,给中国共产党一个极其恶劣的示范,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因此成了暴力革命的目标。综观中国近百年来的战争,主要是国共之间的战争。蒋介石主掌的国民政府1926——1928年的北伐战争,已基本解决了中国的统一问题,如果没有共产党,可以说,中国人民可以就此过上好日子,起码国内的战争不会有了。而已经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也不可能发动对外战争,像所谓的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当然,毛泽东执政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及其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巨大残害也不会存在。

相应的,因大陆官方而起的或者说,大陆官方明里暗里支持的国际恐怖组织如柬埔寨红色高棉、朝鲜、中东地区、拉美地区等等的红色政权、极端组织等,对于世界和平事业的破坏,也不会存在,最起码是要减轻许多。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将会是另一番样子。但是,很不幸,中国没有这么幸运,世界没有这么幸运。这是《蒋介石日记》面世之后,在对大陆官方的主要敌人国民党及其总裁蒋介石全面了解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

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3日,一张巨大无比的蒋介石肖像被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是蒋介石的标准像首次出现在天安门上,蒋介石身着戎装,是其1944年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后专门拍摄的标准照,其时蒋介石还身兼二次大战中国战区总司令之职。这张标准像不同于后来的悬挂方式,直接竖立在城楼上,其顶端已经到达第二层,在城楼下则大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在此之前孙中山去世后的1928年,孙中山的巨幅标准肖像也曾首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时的《时报》在8月24日刊发的一张图片中可见孙中山的标准像被悬挂于天安门城门的正中,两边并挂有孙中山的著名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

作为中国政治的坐标,什么时候,孙中山的标准照悬挂于天安门上,中国才能真正的走向自由民主,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也才会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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