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国内外广受关注的“中国模式”(China Model)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困惑”（China Confusion）问题，在6月20日召开的FT青岛国际经济高峰论坛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在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而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预期，是增强这种困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业界和投行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速比较悲观的预测是7.8%，乐观预测是8.4%－8.5%，但不论如何，增长步伐放慢的趋势已经显现，对中国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来说，即使是一个百分点的缩减，也影响重大。中国经济是不是进入了一个减速区间？这是需求面还是供给面的原因导致的？在张军看来，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对现状的认识，还直接决定中国的政策方向和经济治理方向。
经济减速的趋势已明显可见，但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仍然众说纷纭。张军把现有的解释总结为三种：一是认为这是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差距缩小之后的一种“正常收敛”；二是将原因归结为“外部震荡”，即全球增长乏力和欧元区债务危机影响的持续发酵；第三种解释是内需不足，即货币收缩导致内部总需求不足，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不足。
他认为这三种解释未必完全合理。参照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根据历史经验提供的模型，他认为，从目前中国在人均GDP方面与美国的差距来看，中国经济减速应该会在2023年左右发生，中国未来十年维持8%－9%增长率的可能性依然很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均收入、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很大，有很大的追赶空间。
因此需要重新考虑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我想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就是劳动生产率在下降，”张军说。中国每年仍有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经济仍在减速，那一定不是因为投入的原因，而是生产率的原因。而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在他看来，是因为很不错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主要原因，不是教育或者科技，而是生产要素可以在不同生产部门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的相对自由的流动，例如大量农民离开农业部门。
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他认为，这或许是中国经济减速的罪魁祸首。由于竞争性行业工资水平在持续上升，开始挤压非国有和中小企业，这导致总供给下降以及经济减速。大量的竞争性行业，面临着它们无法控制的成本不断上升的局面，而向高生产率行业流动的障碍越来越高。生产要素流动受阻的主要原因是国有经济集中到高附加值的垄断行业，而且采取托拉斯化的战略，压制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空间。
张军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从需求角度思考对经济减速的应对策略，就可能出错，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总供给减速的现象，背后因素是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通道受阻，甚至被关闭。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空间并不小，关键是要打破垄断，撤销管制，加大金融自由化，让更多银行改变风险管理模式，鼓励资源的跨行业流动。
最后，他援引美国里根时代“供应学派”革命创造经济繁荣的例子为中国“打气”:只要在这个关键时刻改变经济治理思路，打破结构性障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未来还是可以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