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意是说：周文王禀受天命，昭示天下：周虽然是历史悠久的邦国，但是却不会在守旧中灭亡，只能在适应天下大势中的革新中发展。周文王正是在这种国家的文化与体制的“维新”思想的变革下，才得以生存的同时，进一步带领华夏民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维新”的表现是建立在适应天下大势变化下的变法，而变法的基础是文化的进步。历史是在不同变化的，随着历史的自然发展中人智慧的开发，在社会人力与物力持续变化下，社会会产生前所未有的新变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新国际变化、新国情，这个时候谁掌握先机，谁就能主导时事，以广招人才来变革国家政治积极来适应和规范这种变化，才能在免遭淘汰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国富民强成为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坚力量和领头羊。周国小邦，正是在周文王因势利导的积极变革下，以仁义道德为基础凝聚了商朝各邦的精英，在短短几十年就开辟了一个新文明，进一步推翻残暴的商纣王而创立周朝，周朝八百年的历史变迁也都是在文化与体制不断的“维新”下得以发展的。
秦邦的变法也是借鉴了周文王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思想，只是秦邦的维新与变法是以法家思想为基础的。商鞅变法是指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改变国家面貌，以此来谋求秦邦在战国时代的背景下谋生存，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郡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人们忽视的商鞅变法是以树立政府信义为基础的系列措施，以法治人，以兴民利来整合国家资源为国谋利；周文王的维新是以开发人的仁心与义理为基础，以完善人的德行的政举谋得的是人心，但是，无论儒家和法家的维新与变法都是以信义为基点。
秦邦法家的变法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特别是把“封土建国”的封建制度变更为郡主集权之国家管理制度，通过统一国家政令从根本上解决周朝在周边其它民族虎视眈眈的危局下的各个击破，从国家体制上避免了华夏民族的灭族危机。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生存史，就是维新变法的历史。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面对旧势力的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的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之时，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鞅的变法也正是继承了前代历史汤武、夏殷、周文王的维新精神，顺应时事之集大成而已。
如今百年历史，风云变幻，研究近代中外史的学者看待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的时候，特别是中国人致命的弱点就是忽视了“明治维新”的文化精神的来源，都是在舍本求末中的用某种“主义”和局限在各种狭隘的政治理论中，用术语和政治名词的乱套和遣词造句中进行所谓的研究。差之毫厘，差之千里，对中华传统文化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的国外研究学者研究不透这段历史，特别要注意的是近代中国政治文人和反传统文化的学者们，有意篡改了近代国际和中国近代历史真相，误导了中国几代人，这批人真可谓罪孽深重！
“明治维新”之意也就是周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精神的再现。日本自宋亡以后，在元朝与清朝中国汉人丢失天下的时期，从来都是以小中华自居，都已中华正统为修身立命之本，在近代西方文明兴起，列国强盗环立周边之时，“日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明治维新”也正是当年周文王在天下即将进入大乱之维新精神几千年以后的再现！
在当前中国即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正确认识日本“明治维新”精神的来源与文化的深层次含义，无论从复兴中华文化树立民族自信、自强之心，以此来确立国家和平过渡基础，还是从国家层面的文化的建设和体制的革新而言，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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