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大学？最简单的回答莫过于培养精英的圣地。精英如何培养？最简单的回答同样莫过于学会为真理而独立思考。在这两个先决条件的基础之上，大学欲达到其宗旨，必须不拘一格用人才，必须践行大学自治，必须敢于追寻真理，必须为学生提供一流的大师，以帮助学生开启通往智慧的大门。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让柏拉图与你为友，让亚里士多德与你为友，更重要的，让真理与你为友。（Let Plato be your friend,and Aristotle,but more let your friend be Truth.）”自建校以来，哈佛大学就一直努力向真理靠近，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各种阻隔，甚至不乏各种有违“真理”这一宗旨的现象，但是哈佛大学最后还是突破困境，从历史深处走来，最终成为了现当代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所大学。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吴咏慧曾写过一本小书，叫做《哈佛琐记》，主要记叙作者早年留学哈佛大学的经历。书中有一篇名为《哲学祭酒》的文章，描写的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教授，原文有这样一句话：“罗尔斯讲到紧要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万丈光芒，衬托出一幅圣者图像，十分眩眼。”这幅画面，其乐融融，多年以来，一直在众多学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原文的描述，当学期即将结束时，罗尔斯教授为同学们讲完最后一堂课后，这位世界知名的大师级学者对学生们说：“我很感谢大家来听这门课。但在课堂上所谈的见解都是我的个人意见，这门课的研究还远没有结束，我希望大家不会被我所说的束缚住，而做到独立思考，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解。”这才是真正的智者，不自以为是，不妄自菲薄，懂得真理的内涵在于不拘于权威，在于独立思考。
语毕，罗尔斯教授缓缓地走下讲台。这一瞬间，教室里的学生立即鼓掌，向这位尊敬的老师致谢。罗尔斯教授本来就有点内向害羞，于是他频频挥手，快步走出教室。可是，在罗尔斯教授走出教室后许久，学生们的掌声依然不衰。冬天拍手是件苦差事，吴咏慧的双手又红又痛，便问旁边的美国同学，到底还要拍多久？同学回答说：“让罗尔斯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为止。”一群热爱真理、尊重学者的学生，加上一个顶级的大师，实在让人生发无限感慨。
迈克尔·桑德尔教授的公开课最近几年在网上特别火，受到大批中国学生的热情追捧。作为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共同体主义）最著名的理论代表人物，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在哈佛大学所开的本科通识课程――《公正：该如何做是好》，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30年来已经有超过140万名学生修读了这门哲学课，2007年秋季更是有1115名学生选修该课，创下哈佛大学的历史纪录。
在这门课结束的时候，迈克尔·桑德尔教授说道：“13个星期之前，当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谈到了学习政治哲学的快乐之处以及它的风险。我谈到哲学是怎样的，通过颠覆了我们的即成观念，使得过去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我试着提醒你们，一旦熟悉的变得陌生，一旦我们开始反思我们的环境，世界将不再一样。我希望你们至少已经体会到了一点点的不安。这种不安会促发我们的批判性思考，以及政治上的完善，乃至我们的道德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讨论已经告一段落，但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它还会继续进行下去。从一开始，我们就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继续进行这些争论，即使它们引发的问题最终都不太可能，得到解决。理由是，我们一直都生活在这些问题的回答中。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即使有时候这些问题无法回答，但我们还是无法回避哲学。我们开始的时候，谈到了康德的一个观点，即怀疑是人类理性的休憩之处。怀疑，让理性能反省，其教条式的漫游旅程，但怀疑也并非是永久的安身之处。康德写道，仅仅停留在怀疑或自满，绝不足以克服理性之不安。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要唤醒你们永不停歇的理性思考，看看它将把你们带向何方。如果我们至少做到了这点，如果理性的不安继续在折磨你，现在或将来，那么我们就不是一无所获的。谢谢你们。”这段话刚一结束，整个哈佛大学礼堂1000名左右学生，全部起立给教授鼓掌，这一场景颇似当年罗尔斯教授所遇到的。
迈克尔·桑德尔教授这席话引人深思，间接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哈佛大学能够铸造无比辉煌。怀疑精神是迈向真理的第一步。作为培养人类精英的大学，理应为全体师生创造一个可以进行独立思考的自由环境，使其不受制于世俗，不受制于权力，唯此大学的宗旨才能实现。
然而，中国的大学远远没有如此幸运。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先生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其深刻的批判不得不让我们这些中国学生惭愧。
对于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这种“以大为美”的风潮，同样受到作家余杰的批判，其原话这样说：“仅仅进行名义上的合并而没有教育理念上的深刻变革和教学体制上的全面更新，中国的大学就真能够‘赶英超美’吗？盲目扩招和大学合并，是否又是一轮新的‘教育大跃进’呢？”
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话一语中的！中国教育史上最光辉的篇章莫过于抗战时期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可是神话般的西南联大，不仅没有宽大美丽的校园，而且院系都非常小，人数极少。反观今日中国之大学，哪怕就是一所二三流大学，人数动辄几万，面积更是几千亩以上，各种设施都远非当年西南联大所能比拟。如此这些表面看起来非常有利的条件，却始终没有培养出一批批称得上世界级的人才。究其原因，自然在于中国的大学只知一味的追求表面的东西，却忽略了一所大学所应该具有的独立与自由精神。
在谈到大学教师时，施密德特作了这样的评价：“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在施密德特看来，“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或许施密德特的语气重了些，可是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事实。现在中国大学确实有许多教师，却鲜有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更多的人是抱着犬儒主义心态，随世浮沉，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施密德特说道：“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知识分子理应成为社会的良心，人类精神文明的忠实守望者，可惜现在中国，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有操守，敢于默默地与一切不公平不正义现象抵抗，大多数知识分子则越来越成为槽糕现状的辩护者，以至于知识分子这个称呼都有点变臭的味道。
对于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用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分析：“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施密德特的分析没有错，学术腐败早已渗透到大学的每一个角落，严重制约着中国大学的进步。对此，著名学者丁学良教授指出：“从照办苏联模式起，中国内地的大学已经同世界一流大学落了那么远的距离。现在全国上下，包括政府和民间都急切希望办好大学，特别是缩短中国几所顶尖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距离。可是，由于内地大学教员的招聘和晋身的评鉴制度漏洞百出，太不严格，太不透明，太不公正，造成很多教员和大学生怨声载道；造成很多教员滥竽充数，很多教员多年来重复讲义，从来没有新的内容补充进去；造成很多所谓的研究论文是通过搞关系、送钱、开后门等腐败性办法发表的（甚至剽窃）；也造成中国社会假文凭的泛滥，并且由于学术资历的不可靠，造成学术骗子的春风得意、四处横行。”
在官僚化的大学校园里，官本位的弊端暴露无遗。民国时期，中国有众多著名的教育家，而时下中国却基本上没有一个声名卓著的大教育家。民国时期，有像蔡元培先生这样的享有极高声望的大学校长，可今天的大学校长几乎都成为了权力的绵羊，不仅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而且竟然还以一个“副部级”待遇而沾沾自喜。施密德特强调：“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今天的大学校长，更多的时候，不是将自己当作一个教育家，而是当作一个官员，是来统治大学，而不是来管理大学，是来谋取私利，而不是奉献于教育事业。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中国大学明明落后于世界，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一点，可是当局却不肯承认，还要弄出过自己授意的排名，来为自己遮羞，实在有些滑稽不堪。
中国大学的问题非常之多，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大学无法进行自治，完全沦为了政治的附庸。大学里的一切人员，几乎都可以用行政级别来区分，一切事物同样可以凭借行政权力来决定。权力覆盖一切，权力主宰一切，学术和教学只能按照官方的意图行事。
大学的宗旨在于培养高素质人才，在于追寻真理，在于有一个独立而自由的地位。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特别指出:“大学应该不受政治和外界控制的干扰。在哈佛大学，无论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还是美国总统都根本没有权力决定谁应该被任命为经济学教授、工程学教授或医学教授，他们根本没有权力为他们的朋友或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学指手画脚。”可是，中国的大学恰恰相反，不管好坏，都完全臣服于权力的脚下，任其蹂躏。
80年代，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先生曾痛感于中国大学的堕落，便在武大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提倡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可惜，好景不长，改革刚开始没多久，就招来了多方的阻挠，最终被国家教委罢免，一次拯救大学的行动就这样宣告破产。
政治附庸下的大学，只能迎合权力当局的意图，任何的改革都都只能在当局划定的范围内进行。可是，政治附庸下的大学，还能称其为大学吗？
古代中国有许多学校，在中央一级有太学或者国子监，可是一般学界都不将这些机构看作现代大学的起源，更没有称它们为大学。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些机构是政治权力控制下的产物，基本上只为统治集团服务，完全没有大学应当具备的独立与自由精神。今天的中国大学同样如此，自上至下一派官场作风，跟古代教育机构十分类似，如何称得上一所真正的大学？整个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徒有大学之空名，却缺乏大学之实。
现代大学起源于西方。1810年，德国著名学者、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在普鲁士皇室的鼎力支持下创立柏林大学，确立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的方针，提出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和大学自治的宗旨。柏林大学颠覆传统大学模式，为现代大学树立典范，被后人誉为“大学之母”。纵观西方各大名校，都会发现，这些大学无一例外都是半独立的自治机构，倡导独立与自由精神。可是，反观我们中国，没有一所大学是自治的，无不是政治权力的附庸。
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自然不仅无法培养一批批有良知有才华的大学者，而且还会助长各种不良现象，投机分子将会充斥在校园里。钱学森先生逝世前给中国教育留下了一个不得不让人认真对待的问题，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问题的答案相信钱老自己是知道的，之所以把这个大家心知肚明的问题向全社会发问，无非是希望当局能够反思教育体制。当然，中国这种教育坏境并不代表一个世界级人才都不能培养，只是说无法培养一批批杰出人才，而且就算培养了个别几个杰出人才，仅仅也是官方为了遮羞所想方设法弄出来的。中国运动员在世界上屡屡得奖，给人一种体育大国的感觉，可实际上，国内真心热爱体育的人特别少，国民身体素质更是不容乐观。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举国体制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下，哪怕国内体育现状非常糟糕，国家仍然可以凭借强大的动员力量锻炼一批奥运冠军，来为自己遮羞。同理，大学现状纵是百般差劲，当局仍然可以运用举国体制培养几个大科学家，只不过科学不同于体育，才使得大科学家至今未培养成功，但是倘若将来有一天培养出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丝毫不能证明中国是教育大国和文化大国，因为那些只是国家遮羞的结果，况且就算成功了，也仅仅几个而已，却无法培养一大批的杰出科学家。
此外，投机分子在大学里甚是嚣张，有良知有主见的人日益成为大学里的边缘人物。公共道德、担当精神、公民意识、正直、历史使命感这些本来人人应该具备基本品性，突然在大学生之中变得稀有，成为一件奢侈品。
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曾这样不客气地评价我们的教育：“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技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
兰德公司的评价虽然难听，却都是实话，堕落和投机是时下中国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关于这一点，余杰同样深有感触：“如果说当代人的堕落如同坐在一架猛然向山头撞去的飞机里，爆炸之后尸骨荡然无存；那么大学生的堕落则是从机舱里逃出来后作自由落体运动，可得一副全尸。北大人呢？北大人只不过多了一把布满破洞的降落伞而已，照样摔个半死不活。”当代大学生，越来越差劲，道德、良知已不复，朝气逐渐凋谢，老气、世俗之气则愈加浓厚，能力同样在不断减退。理科生再差劲，至少还有一技之长，可是许多文科生则除了当个老师骗骗一些混日子的学生外，基本上一无是处。
民国时期的大学生，追求真理，崇尚自由，敢为天下先，要么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要么成为救亡图存的民族英雄。今天的大学生，一方面拜倒在权力和金钱的脚下，失去独立思考能力，一味随波逐流，奔波在名利场上。从理想主义蜕变为市侩，从纯真降到世俗老态，今天的大学生，何其悲哀？
大学生的道德正在普遍性下降，犬儒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对于如此严峻的现实，国家为什么不去采取有效措施呢？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著作之中，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分析道：“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稗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决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以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今日的中国，政治上有太多不透明，既得利益群体占据着权力的要害位置，为了确保自己的私利，他们肯定不会让大学自治，否则一旦等到大批具有良知的精英被培养出来，自己的地位就不保了。
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密尔早就指出，专制使人变成犬儒。在当局严密控制大学的过程中，权力主导一切，腐败的产生将会不可避免，进而导致犬儒主义盛行，而这一结果刚好十分利于当局的统治。试想下，倘若一个社会的大学生大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关心时事，敢于充当社会良心，那么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怎么可能会长久？哲学家罗素说过，中国要有热心的青年十万人，团结起来，先公益而后私利，中国就得救了。当时罗素所指的中国是内忧外患的民国时期，其情况远比今天槽糕，那时的十万人尚能改天换地，更何况今天呢？这些都是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因此中国大学的弊端始终无法得到根本性解决，顶多进行小修小补。
整个中国大陆有两千余所名字叫做大学的教育机构，却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