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1935年6－7月，《约翰•克利斯朵夫》出名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受邀访问苏联一个月。回国之后以日记形式写下14万字的《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却不予发表而封存起来，嘱咐妻子50年之后的1985年以后才可以解密发表。罗兰的妻子牢记着，真到1985年之后才发表部分，1989年以《莫斯科日记》为名在《文学问题》杂志上全文发表。
这种做法后来有多种解释：怕得罪苏联领导，怕对自己不利，怕伤害妻子在苏联的亲戚和他自己在苏联的朋友（高尔基等）。而罗曼•罗兰自己在书中的解释是：他不愿意他的浮光掠影、一知半解的关于苏联的看法被苏联和社会主义者的敌人贬损。真是这样吗？上述解释，我也认可，不过那是表面的、现象层面的解释。我个人以为还有深层的、隐蔽的原因。
是什么？就罗兰个人方面看，他还不愿意放弃他坚决拥护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他看到了他捍卫和辩护过的十月革命的成果的严重弊病，共产党员权贵组成的特权阶级已经产生：苏联“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人，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身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并且比什么都严重的是，欲变成特权阶级。”“工资并不高但拥有权力的共产党员们享受到除金钱之外的其它方面的特权（住房、食品、交通工具等等）”。“这些特权确保他们的舒适生活和特殊地位。”
近现代社会主义者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从实现方式上可分为革命（暴乱）和改革（维稳）两类。法国历史上的圣西门、傅立叶属于社会主义改革者，罗曼•罗兰属于社会主义革命者。
如果是一个在政治上倾向社会主义、但面对现实的哲学家，他会理性沉思和审视之后告别社会主义，比如英国罗素。不过罗兰是个作家，政治现实和社会理想很纠结，执着地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所包含的正面的东西，远远超过其它所有否定性的负面”，苏联是反法西斯主义的前锋。罗兰理想化了的苏联，强烈爱着，说：“苏联的革命可能会使人类整体走向这一目标（无阶级的社会）的最伟大的一步。……这样的转折并不使我过分的不安，但愿这种情形仅仅是暂时的，延续的时间不超过一代人、两代人，最多三代人，在这个期间内，那些身为十月革命参加者的伟大的布尔什维克们身上的英雄主义与自豪感还不会衰减……”。
选择理想社会，罗兰有爱与不爱、取与舍的个人自由；政治制度的路却由不得自己，是历史阶段性的。罗兰选择替共产党人权贵保苏联半个世纪的密，由衷希望心目中“布尔什维克们身上的英雄主义与自豪感”会被后代承传而纠正弊端，却没想到布尔什维克都来中国了。
这样，我们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左派作家的善良愿望与美好期待在90年代的失落。罗兰期望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无私社会，可自己却放不下个人的心愿和利益。1930年代中期，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邀请法国三名著名作家访苏。其中安德烈•纪德1936年出版《从苏联归来》，肯定十月革命和列宁，指责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长期被扣上“反苏反共”的政治帽子。相比之下，罗兰在良知和勇气上都比纪德逊色，缺少坦诚与正直。
罗兰这种封存作品50年后解密的做法，藏着个人的怯懦和小聪明：怕得罪苏联领导和对自己不利，怕伤害妻子在苏联的亲戚和他自己在苏联的朋友等，就是怯懦；却又要与另一位受邀访苏的作家亨利•巴比赛（极力颂扬斯大林，百般盛赞苏联）比聪明：我不是睁眼瞎。
小时候受的教育，让我以为现代社会的革命左派代表坦荡和无私，改良右派代表狭隘和自私。实际上并非如此。作家和思想家，右派由于比较理性和现实，往往不掩饰私心和胆小，例如胡适；左派却在偏激、批判的言辞下，隐藏着心灵深处的怯懦和自私，例如罗曼•罗兰。
罗兰选择法国维护他的安全和自由，却基本不爱法国，选择强烈敌视法国的苏联作为他的政治理想的实践者。这不仅自私，而且虚伪。罗兰日记中列举苏联自由民主不足、专制专政过关、个人崇拜盛行等等痼疾：共产党员权贵及其家人“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处于为得到一块面包与……住房……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罗兰封存日记50年，表明他很清楚苏联的社会主义图景并不美好，只是假设弊端经过50年后大都能够得到克服，不想以自由的言论损害苏联的形象，也不想自己丢丑，还想世人看到他的正直和敏锐。
古代世界，道德对社会的维系作用是第一位的，中国用礼教传扬家人“仁义礼智”的伦常道德，从家庭推广到社会；欧洲用宗教传扬公民信神和救赎的理想道德，从社区到国家到世界。14世纪之后，中国和欧洲都相继被精密细致地安排了人的情欲冲破道德堤防：中国家庭求多妻多子多福，以理学仁义伦理禁欲；欧洲求个人享乐自由平等，以新教伦理致富。
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革命者，例如罗兰，道德指数很低：坐享法国共和宪政保护的人权，隐瞒苏联极权专制保护的党权，怕斯大林却企盼自由民主和没有阶级。革命（暴乱）者自欺欺人一旦醒了，也就是“二战”或苏联解体后“要福利，不要共产”的欧洲人的样子了：中世纪贵族的财富而今通过民选政府转换成房屋、轿车、公费医疗等，无须感恩，人日渐趋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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