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南华早报》的新任总编辑王向伟通知我，《南华早报》与我的工作合约在今年5月21日期满后将不再续约。说实话，对此我一点也不吃惊。
那是在4月的某天，天气炎热，王与我在香港一间酒店的餐厅里谈话。他开口时眼睛望着桌子，看起来根本不想与我有眼神接触。随便聊了几分钟后，我单刀直入地问他我的合约问题。
他有些坐立难安，说，因为财务上的问题，他没法给我续约了。
在我看来，这明明白白是个包含政治考量的决定。在过去的七个月里，他几乎不让我给《南华早报》写任何跟中国有关的文章。在这段时间里，我只有两篇刊载在《南华早报》中国版块上的报道，一篇是关于熊猫的，另一篇是关于爱滋病感染受害者赔偿的。我给报社的中国新闻编辑组发了二、三十封提出选题建议的邮件，没得到任何回复——其中有个选题倒是通过了，但版面编辑告诉我，王把它否了。我给王发了六、七封邮件，表明我想为《南华早报》多写些文章，他也从不回复。
这当然跟钱没关系。我一离职，王就招聘了好几个年轻的新人记者，其中很多人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就算真有财务问题，为什么是我被解聘？显而易见，报社里好多人没有我资深。我跟《南华早报》签了两年的约，第一次给《南早》写文章还是1990年，22年以前了。我为《南早》赢得了10个新闻类奖项，比报社其他任何记者都多。
我提出我可以给《南早》做自由撰稿，而且我不计较每个字能拿多少稿费。他闻言只是支支吾吾。我请求报社至少让我保留《南早》的记者资格证，这样我还能继续给报社贡献各类文章。他听了咕哝著说他要考虑一下。我后来发了好几封邮件向他求肯，他还是不肯点头同意。其实在这方面支持我根本不花报社一分钱。
去年，当我得知王向伟晋升为总编辑时，我非常惊讶。不说别的，不管外界说他是个多么资深的记者，他其实都没多少做新闻的一线经验，远远比他的很多员工要少。王在《中国日报》工作过，拿过一个新闻学硕士学位，去过伦敦参加一个相关的训练项目，在那时短暂地给BBC工作过。据我所知，他从来就没“跑过口” ——就是我们美国记者说的花多年时间踏遍大江南北做采访。
在很多事件里，王已经显露出他新闻判断的不准确，但更重要的是，他一直有个“审查新闻”的名声——也许《南华早报》的大老板、马来西亚富豪郭鹤年和他轮流经营此报的儿女就是看上了他这点。
随便跟《南华早报》中国报道组的任何一个人聊聊，他都会告诉你王是怎么毙掉他的报道，或者怎么要求他写中国喜欢看到的无聊文章的。
去年11月，我利用假期去了趟美国，坐火车去看望了中国人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耿和。此前，她带着年幼的儿女溜出了被中国国保人员严密看守的北京的家，一路逃到了泰国，最终到达美国获得政治庇护。
我在高速公路旁的Burger King餐厅里采访耿女士，访谈持续了三个小时。她告诉了我很多她和儿女在东南亚雨林中连夜逃亡的细节，其中许多事实从未被报道过。说到国保人员如何折磨她丈夫的时候她哭了，但当她历数她丈夫是如何以律师的身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时候，她又微笑起来。讲到她带着孩子在美国所遇到的困难时，她还是忍不住流泪。 她丈夫仍然在北京被残酷折磨和长期“被失踪”，她的两个孩子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冲击。
一位编辑表示对这篇报道颇感兴趣。但一天还没过他就告诉我，说王向伟（编者注：时任南华早报主管中国报道的副总编辑）驳回了这篇文章。王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在高短暂脱离“被失踪”状态期间，我是第二个见到他的外国记者。当时，总编辑Reg Chua和副总编David Lague为了这个选题跟王激烈地争论了一番——王对这个故事表现冷淡。总编和副总编希望这篇报道能上头版，王却认为它该被夹在内页里。他们最后相互妥协了：在被轻微删改之后，这篇报道被放入了内页。高智晟显然是王不希望报道的对象之一。
自去年中国政府出手迫害人权律师和其他异见人士开始，许多人都被套上黑头套、塞进车里然后被押到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遭受酷刑。我亲眼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恐吓和由此带来的痛楚，我觉得这标识了一种新的使人恐惧的社会趋势，于是向中国新闻编辑组的编辑进言，建议做一篇专门的报道。当时副总编David Lague在度假。这个想法立刻被中国新闻编辑组的编辑驳回了，理由是《南华早报》已经做过受迫害的人权律师的相关选题了。我写了便条，解释说这次是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社会趋势，但我知道我是得不到回复的。
David Lague几周后回来了。我马上把报道提交给他，他迅速回复说：去做啊！于是我完成了整篇报道。但是稿子在中国新闻组压了三个月没有发出——后来我发现这是王想让一篇报道的时效性缩水时常用的手法。我写邮件向David Lague询问，他无奈辩解道，他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的职权了。《异见人士的沉默》（Silence of the Dissidents）三个月后发表了。我凭借这篇中国新闻编辑组想毙掉的稿子拿了两个奖。
在前总编辑和前副总编还在报社任职的时候，这两位资深记者总是为了新闻跟王向伟先生和来自马来西亚的报社老板郭鹤年的女儿争执。而老板总是站在王的那边。有内部人士说，郭一直以来“宠爱”王，因为相信他在大陆有影响力。
我不是第一个被踢出报社的外国记者。在我之前，一长串经验丰富的外国记者被王不予续聘。他就用这个办法来扮无辜：你可不是被炒了哦，只是不被续约而已。现在已经没有外国记者在《南华早报》中国新闻版供职了——很长时间不曾有这样的状况了。
驻广州站的记者，马来西亚人Leu Siew Ying就是个其中的绝佳一例。2006年，她因报道年前的太石村罢免事件得过欧盟委员会的洛伦佐纳塔利大奖。2007年她与王先生就是否继续跟踪报道太石村事件发生激烈争执，又受到来自广州政府的压力，最终离开了报社。
王向伟在《南华早报》供职期间，好几位外国编辑都曾被任命为总编辑，但他们都在与这位前《中国日报》记者兼吉林省政协委员斗争失败后离职了。郭鹤年家族总是清楚地表明他们支持谁。
不过，不仅仅是外国记者受到了打击。跟随便哪个负责中国方面新闻的优秀的中国或者香港记者聊聊，要他们还愿意说，他们都会悄悄告诉你王是怎么毙掉优秀的新闻稿件，却告诉他们多写些“正面”报道。
有趣的是，竟是一篇好不容易才获刊载的披露李旺阳之死的报道，最终把王暴露在公众审视之下。
当一位编辑询问《南华早报》对此事的报道篇幅相对于其他港媒是不是太短，王直接让他闭嘴。“我不需要向你解释任何事情。我做了这个决定而且我坚持。如果你不喜欢，你知道该怎么做。”
当这条新闻获得了世界性的关注，王的记者们联名签署了一封质询信求一个说法。焦虑的王回应道，他之所以在事件发生后第一天只用很小的篇幅报道此事，是因为他觉得《南华早报》还没有充足的事实来支撑一篇大的报道。
但王没有说出来的是，本来报社是准备了一篇更长、更充实的稿件来报道李旺阳之死的，但王却临时抽掉了稿件，把它换成了一篇小小的概要，而在空出来的版面上，放上关于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与大学生交流的报道——这是两天前已报导过的“旧闻”了。
几乎没人注意到，自我审查并不是报社唯一的问题。可能更令人担心的，是《南华早报》在王的领导下出现的新倾向——开始刊载反映中国政府观点的暧昧报道。
今年年初，在一篇关于十一世班禅喇嘛的报道中，副总编辑谭卫儿像个高中女生一样滔滔不绝地说废话，只问了这位从来没在西方媒体报道中出现过的人物一个严肃的问题。李世默（编者注：上海风险投资家）是中国政府著名的辩护人之一，他在《南早》写定期的专栏。最近他在一篇文章中不轻不重地批评了香港市民，指责他们不让大陆双非孕妇来港产子，还对这样的人民是否有资格进行民主投票表示怀疑。上周，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强世功（编者注：强世功曾在中联办研究部挂职5年，著有《中国香港》一书，并引发香港作家陈冠中撰长文《中国天朝主义与香港》批判）在《南早》刊登评论，称“香港人服从北京的领导”。
在王自己发表的每周社论里，他预测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会摆脱麻烦，并且因此出了大糗。“第一，薄的政治生涯现在还很安稳，而且他也显然扛住了党内各路对手给他带来的压力。”王在薄熙来栽了大跟头之前，这样写道。
还有一篇报道描述了拉萨的藏人是如何欢庆藏历新年的，还引用了一位不具名的“中年藏人”的话。同时，其他媒体却频频报道藏人自焚的种种惨状。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早》的那篇文章看起来《中国时报》刊载的那些东西差不多。
虽然《南华早报》依然持续刊载优秀的中国新闻报道，但这份报纸再也不可能回到其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状态了，甚至回不到这三年来不断进步的劲头上了。
在王的管理下，这份报纸已经失去了香港乃至于国际读者的信任。它现在几乎沦落为中国本地媒体中的一个笑话了。
可悲的是，《南华早报》这份历史超过百年的老牌报纸，可能等不到转捩点了。失去了公信力和士气，它一步步走向衰落，而报社内的保守主义却日益兴盛。有竞争力的记者不会愿意加入这样的报社。而《南华早报》也将因此在平庸的泥沼中越陷越深。香港英文报刊的整体前景堪忧，这真是可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