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随着毛泽东一声令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遍及城镇的每一个角落。到1977年止，全国共有1700万城市青年下乡。当时全国城市人口近两亿，约三千多万个家庭，1700万知青按每家一个计算，意味着城市的半数家庭都有子女下乡（文革前亦有少量知青下乡）。历时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使其它运动望尘莫及。时至今日，“知青”这个特殊的名词，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它的含义可能只是一段历史；但对于那些经历者来说，它代表的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笔者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就努力从正面去思考上山下乡运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适得其反，竟然悟出了相反的道理。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凡是接触到当年的知青，我都要与之攀谈，交流彼此对农村岁月的感受。在众说纷纭的意见中，我发现知青当事人对农村的亲身感受不尽相同，大致可分为感觉良好型、温和评介型及坚决反对型三种感受。为什么同一群体的当事人对同一事件竟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态度呢？经过长期的分析与思考，我忽然从中发现了知青定律。
知青定律一：知青对农村岁月的感受与下乡时间成反比
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进行了十年之后，被彻底否定了！但贯穿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却被人遗忘，当局即不肯定也不否定，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文革这个大运动中套有许多小运动，这是现在许多青年不知道的。经笔者粗略的不完全的回忆，就有：批判“三家村”、大串联、破四旧、清查516分子、文攻武卫、上山下乡、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吐故纳新、批陈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十多个小运动，这些运动长的有一两年，短的仅数月。但是上山下乡运动则长达十多年（1968--1977，如果加上知青大返城的安置时间，则要计算到1981年），从时间上看，超越了文革。
由于家庭背境、个人能力与机遇的不同，知青在农村插队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就我接触的知青来看，短的一年多，大多数是2至6年，最长的老三届知青和兵团知青竟然长达十年。我发现，知青对农村感受的不同，正是来源于他们下乡时间的长短。一般来说，下乡时间越短，对农村感觉越好；反之，下乡时间越长，对农村的感觉越糟。我在与知青的交谈中发现，大多数感觉良好型的知青在农村呆的时间都不长，一般为1至2年，有的连国家供应粮都未吃完便离开农村，在以后几十年的个人生活中，留下的多是新鲜和有趣的回忆。另外，知青所在生产队的富裕程度、离家的远近、是否有人照应都会影响到他们对农村的评判。比如，在城郊落户的，或是投亲靠友的知青由于生活条件较好，对农村的感觉就好很多；反之，落户在边远山区，生活条件艰苦，时间又长达数年乃至于十年的知青，精神和身体的煎熬都达到了极限（个别女知青还受到基层流氓干部的强奸），对上山下乡运动产生极大的反感就在情理之中。就我接触的知青来看，明确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占了绝大多数，道理很简单，荒废了学业，毁掉了青春，老来一事无成！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嘛”。
知青定律二：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好恶与日后的人生境遇成正比
当年的知青离开农村后，人生境遇大不相同。一般来说，知青日后事业不顺、家庭生活条件差者，对上山下乡运动多持否定态度；反之，日后事业成功、一帆风顺者对上山下乡运动多持赞成态度；二者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关系。上山下乡运动极大地改变了知识青年命运：他们在渴望知识的时候中断了学业；在身体发育的青少年时代遭受着饥饿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农村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们的青春理想，为了国家不得不作出重大牺牲，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留在了农村，从而成为文革的牺牲品（90年代，由于文化水平有限而下岗，他们又成为国企改革的牺牲品！）。许多“老三届”知青的人生轨迹可以概括为：“60年代吃过糠、70年代下过乡、80年代返回城、90年代又下岗”。许多人历尽磨难，到头来却面对下岗，靠低保度日的艰难岁月，成为衣食不保的贫困弱势群体，这就是那场运动的后遗症。可以说，大多数知青日后的事业是不成功的，他们否定上山下乡运动是必然的。但个别知青日后事业的成功影响了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观评判，他们产生了错觉，出现了逻辑混乱，认为人生事业的成功一定要经过农村的磨练。这些人以富商巨贾和党政官员为主，他们认为，只有经过农村艰苦的磨练，才能吃苦耐劳，取得今天的成就。有的还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对上山下乡运动给予充分的肯定。那么，他们真的愿意“扎根”农村一辈子，“青春无悔”真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心声吗？请看知青定律三。
知青定律三：即便是力挺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也不愿“扎根”农村一辈子
与上两条定律相比，这更是一条人人自觉遵守的铁律。文革中，尽管当局树立了许多优秀知识青年的典型人物（恕我不在此处点名），但到头来都是远走高飞，有的头天还信誓旦旦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第二天就进了工厂。另一方面，知青在农村的处境牵动着亿万父母和亲属的心。为了孩子早日跳出“农门”，家长们使出了各种招数，拉关系，走后门，不正之风由此产生。由于每年招工名额实在太少，其拥挤程度远甚于当今的公务员考试。基层掌有实权官员的子女到农村犹如蜻蜓点水，很快就因招工、参军或是读工农兵大学而离开，成为名副其实的“山寨”版知青；一些文革中未倒台的中高级干部，连“山寨”的形式也不用走，直接把子女安排进部队当兵而躲过上山下乡运动，这种事在文革中屡见不鲜。影视剧《血色浪漫》就有真实而又精彩的描写，此处不作赘述。只有普通老百姓子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在农村苦熬。如果家庭出生不好，或是直系亲属有历史问题，那就只能等到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了。讫今为止，尚未发现一例志愿留在农村而不返城的知青（倒是有极个别知青因与社员结婚，按政策不能返城），由此可见知青定律三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