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大陆GDP总量四十五万八千二百一十七点五八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一；政府财政收入超过十万亿，同比增长百分之二十六点八。除了一望而知的政府得大头──拿走近四分之一年度国家财富，更糟糕的是经济高增长附带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高犯罪与高增长比翼齐飞，而且经济高增长依靠高犯罪支撑！二○一○年五月，《政府的本分》（江苏文艺出版社）指出：
官商勾结在这个产业（按：房地产）已经病入膏肓。可怕的是这个产业却是整个经济的支柱产业。……对于狂热追求政绩的官员来说，房地产产业简直是上天的恩赐：第一，这个产业产出上司能够注意到的政绩的效率最高，它能吸纳大量投资，能够创造高速增长的GDP，也能给政府带来大量税收；第二，政府又恰恰控制着这个产业所需要的两种最重要的要素：土地和信贷；第三，这意味着政府可以压低支付给农民的土地征用补偿，这样政府就有条件以非常低廉的土地价格吸引工商业投资者。而用于商业和房地产开发的土地，政府则可以通过操纵供应将其价格哄抬上去，从而获得了巨额预算外收入。这笔收入又可以作为政府进行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的资本。因此，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尤其城市经济）迅速“房地产化”！
但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会带来无法抑制的腐败。在房地产产业链条的每个环节，人们都能看到各种幕后交易。权力与企业无间合作，确实制造了令人眩目的房地产市场繁荣，城市经济也因此保持了高速增长。但是繁荣背后却是令人瞠目的犯罪活动。……权力所推动的强制增长，也许让中国付出得太多了。
如此有损社会主义高大形象的“不和谐论调”出现于内地出版物，传播面甚广的《文摘报》还予以摘转，看来时代毕竟在前进，“革命”自有后来人。尽管大陆媒体普遍“缺乏”社会痛感神经，毕竟还有人想说真话。大陆知识份子一点点不懈扳撬严罩死捂的言网，对居高不下的贪腐率研析渐深，渐戳肌髓。
内地学人身在“伟大社会主义怀抱”，当然明白问题出在哪里。社会弊病只有首先“说出来”，才可能有第二步的实际解决。言禁不开，一片“和谐”，今天永远比昨天好，明天肯定会比今天好，回避现实矛盾与所存恶弊，何来第二步的寻找对策？据说前任中宣部长丁关根曾向江总书记保证：只让全国媒体发出一种声音。这种“军令状”能够公示天下么？如果真的只有一种声音，一片“歌德”，社会还如何发展？
只让说执政前的“爬雪山过草地”，不让说执政后的反右、大饥饿、文革；只让说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不让说现实存在的阴暗面，天下苦伪久矣！
高犯罪的必然性
由于政府可运用公权调控地价与信贷，并通过低价征地与哄抬房价获取巨额预算外收入，然后揑持这笔收入再去做一些面子工程（如青岛高架下植树）。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经济迅速“房地产化”，各级政府公司化。很简单，既然官员有掌控资源的权力，给谁谁发财，各级官员怎么可能眼瞅著一个个不入流的商人发财，自己却无动于衷？房地产如此暴利，操作又几无知识含量，而滴著金屑钱汁的地块又得由官员签字，分汝一杯羹，实在是很正常的“生理反应”。更何况，东窗事发还是小概率事件！
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大陆第六富翁），拥资产三百五十亿美元，五万五千员工，商住两用的万达广场遍布大陆六十余城市，集团收入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以上。王健林日前接受《金融时报》专访，因传其为薄熙来金主之一，王健林称与薄熙来只是工作关系，但漏出一句：“在中国，没有几家企业敢公开说‘从未行贿’，没有几家敢说完全照市场规则经营。”一位商人曾对笔者坦言：“我宁愿官员受贿，如果不受贿，我生意还怎么做？”
在缺乏权力制衡的现实下，利益均沾就是必须遵守的“潜规则”。北京《法制晚报》最近报道：“一线税务员成犯罪高发人群”。仅北京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四年间就查办此类犯罪案件三件十人。此类犯罪，逃税企业与税务员“双赢”，只有国家受损，极难侦破。公权若非沾利带金，九十年代门庭冷落的公务员考试何以逐年走热，成了天下第一考？与美日等国公务员“报名冷”对照鲜明。
面对百万千万贿金，“党性”、“阶级觉悟”、“思想改造”，能起多少作用？要使官员“不能为”就必须分解官员手中的权力，变集权为分权。但分权涉及“无产阶级专政”，要中共“自我革命”。歪事最后只能用歪理来遮著护着，只是“红旗”（歪理）终究打不久矣！
经济增长不等于“伟光正”
官商结合的高犯罪率不仅成为经济高增长的一大附瘤，甚至成为经济高增长的支撑。○九年那轮宏观调控，短短月余，一批官员与房地产商应声倒下。近年，一批御用理论家鼓吹经济增长证明“中国模式”（一党专政＋市场经济）的成功。可是，别忘了，此前中共一直用物质进步不等于精神先进批判人家欧美，说西方经济增长不能自动证明政治制度的先进。那会儿，自己经济不行，只能以“精神文明”自持；这会儿自己有一点“物质文明”了，不怕难为情地又说经济增长自动论证政治先进。此一时彼一时，怎么利己怎么说。
三十年改革开放，红著脸捡拾此前狠狠甩弃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管理方法，弯腰请回“旧制度”，这才再次证明“党的伟大”。最近，上海《社会科学报》头版出现这样的标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面临关键时刻》，等于承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面临危机。本来就是一堆自己都说不清楚的东西，却拿来硬要成为全体国人的“标准化信仰”，可能么？
必须卸载马列学说
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必须体现于生产力的增进性与财富分配的合理性，同时还得有助于落实各种现代文明理念，提高全社会的人文层次。所谓先进文化，最实质的内核即各种价值的理性码放，既合乎理想又顺应现实，中庸合度，平衡兼顾。马列学说恰恰在最重大的公私人己等基础价值上违反人类天性，以公夺私，以集体灭个体，犯了很低级的错误──“废天时，乱甲乙”（《史记‧夏本纪》）。
马列学说不是根据历史可能逐步实现合理性，不是通过利己实现利他，从而增加社会总净值做大蛋糕，而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夺取富人财产为旨归，仅仅调整社会已有财产，下位价值倒置上位价值之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与人文生态。“阶级斗争”更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动乱之说，“蛋糕”自然越来越小。因此，无论从哪一角度，对马列赤说都必须送客，卸载意识形态包袱。套用一句成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大陆经济的高增长还支付着生态环境恶化的巨额代价──吃了子孙饭，文化上也支付著道德沦丧的学费──“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在滑落，百分之五十二的农村青年对父母感情麻木。”（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之语），“前进中的问题”不少呵，“不让说”怎么行呢？中国乃全体国人之中国，并非一党之中国，每位公民都有参政议政之权利。历史已前进到电子时代，人民要讲话，难道还不应该吗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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