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共所说1947年于1949年三年之间的“解放战争”，其实只是引进苏联马列主义斗争哲学的政治名词，被中宣部操控的政治园丁们合力宣扬传播开来，党云人云、人云亦云地篡改历史，以政治口号为标签重新解释事实，无中生有，被再造为党的人：喉舌眼耳身。
在《说共产党夺权的底牌》一文中，通过王树增演讲中说的国军投降、高层腐败、农民拥共等史事，抛开马列的政治宣传用语，我指出：暴力和谎言是中国共产党夺权的底牌；历史安排中共1947年至1949年通过暴力掠夺百姓的口粮、蔬菜、驴羊等，武装颠覆民国大陆政权的叛乱，实现苏联式的极权专制；所谓解放战争并不存在，只是斗争哲学的政治宣传。
意犹未尽，此文依然主要依据王给的史实，侧重质疑，看一场掳掠叛乱是怎样被美化的。
美化需要人来做的，像画画一样。谁来做为党画眉、搽粉、涂口红的事？谁管这些事？
我通过站讲台谋生10年，讲过“解放战争”，就是替掳掠战争涂脂抹粉。最初我并不清楚，真以为有一场解放人民的战争，还为生不逢时没赶上而叹惜过。可历史毕竟是事，一旦发生，就那样了，说的好听些或者难听，都改变不了事情的本身。例如，在诸侯争权夺利、劳民伤财打仗时，孔子劝他们别打，恪守各的职责，关爱属下和民众，这是用良知在劝善，教科书却讲这是“奴隶主阶级的没落思想”，这就在丑化孔子；再如，中共红军1934年在江西反清剿败了出逃，跑往湖南，再到贵州、四川、西康、甘肃、陕西等穷乡僻壤，这是明明白白是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似的流窜，却被美化为“长征”：北上抗日。瞧我成什么人了？
我成了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的“园丁”。中宣部指令党委监控的各地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一揽子思想政治教育工程培养了很多，起初是“花蕾”，再“开花”，多次变身。不只是我这样，几乎所有在抗日战争之后出生的中国人，包括温家宝、胡锦涛，都这样，对于党，一生不是绿叶、花蕾，就是花儿、花泥。其中一些人被挑选出来成了政治园丁、宣传干事、各种评论员（广义的“五毛”）、新闻记者，等等。《羊城晚报》2011年4月30日的《解放战争启示录》，就是由晚报记者邓琼带着实习生李月瑶听过王树增的演讲后写的。
王树增，查百度百科名词解释： 1952年2月生于共工氏新酋邦（大山寨国）的北京人，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发薪水的一级作家，享受党政府的特殊津贴，大校军衔，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红鱼》、《黑峡》、《鸽哨》、《远东朝鲜战争》、《长征》等，荣获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看王树增和我与邓琼和李月瑶，都是中共中宣部培育的“喉舌”。
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不难明白，无论王树增、邓琼、李月瑶和我，我们的头脑是从幼儿园时代起，就被中宣部操控洗了脑，头脑像电脑一样，被服从教育部的指令上讲台的教师，强行塞进《东方红》、《国际歌》、《社会主义好》、《女神》、《我爱北京天安门》、《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药》、《文学与出汗》、《荷塘月色》等等歌曲、新诗、杂文、散文。我们的思想内容、认识方式、情愫感觉、意志欲求被重新编制了程序：恨礼教，爱中共。“恨礼教，爱中共”的人是什么样？看鲁迅，看《乌有之乡》言论和重庆“唱红歌”，一目了然。
只要我们还没有对由编程员似的教师给我们输入的认识去伪存真，没有对混杂的情感、意志去恶存善、去弱存强，无论王树增或我，甚至胡锦涛、温家宝，中共全体政治局委员，总的说来还是党的人。所以王树增看中共1934年至1935年的兵败逃窜就还是“长征”，看党争内战中1947年至1949年中共的残杀、掳掠性质的匪乱，也就还是“解放战争”。这不是在说历史事实，而是在继续宣传中共红军（民国时代的共匪）的政治口号，骗人挣稿费。邓琼、李月瑶听讲和访谈之后写《解放战争启示录》也是交稿挣钱，读者被再洗脑一次。
这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习惯了，被长久的党文化母亲似的养育（耳提面命）培育的。中国国民党、日本自民党、美国共和党等不是宗教，没有洗脑文化；只有中共邪教要按照列宁、斯大林时代苏联人的心智改造中国人，必须割裂历史，才给人洗脑，跟做传销一样。我是通过读《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而黄粱一梦似的醒来，不再是中共的政治传销员了。
王树增、邓琼、李月瑶或许还在一枕黄粱的梦境中。王树增在广州这样演讲：“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共会打赢，舆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台湾的一些学者，甚至蒋介石的高级将领以及他们的后代，总要提这样一个疑问，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从1947年到1949年间，国民党好好的一个政权就没有了？坍塌得太迅速了！”这段话中的“学者”和“后代”都是随口一提，没有姓名，没有比例，“一头雾水……1947年到1949年间，国民党好好的一个政权就没有了？坍塌得太迅速了”，完全是王的语言。
王树增这样说的话并非自己的思考，而是对中宣部审批的党史、现代史教材的生吞活剥。“解放战争打到中后期，许多国民党的将士都开始疑惑，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战。”这样的话，我在大学上历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被灌输的。王读这段历史比我晚，教学环境也开放了很多，所以也掌握了一些我当时没有看到的史实，诸如“当时国民党的腐败直接反映在军事上。国民党高级战区将领多数身兼二职，一是指挥作战，二是做生意。对于其中大概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来说，军事只是他们的副业。”这些如果考证过，对认识国军兵败很有帮助。
“官兵军饷大部分被长官拿到上海的黄金交易所里炒去了”、张灵甫（直到死前）才明白，“在国民党内部，部队是（长官）的私产”，没人舍得为一般的友军拼血本，所以黄伯滔的部队近在咫尺就是不去支援张灵甫的中央军，反而“谎报军情，不战反退”。淮海战役“俘虏的国民党高官，基本上后面都站着一个副官，这个副官……提着一个小柳叶箱，里面统统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金条。”这些话语不是史家所说，是不折不扣作家评述夹杂的思想言论。古代希腊希波克拉底、修昔底德，东周各国史官写编年史、西汉司马迁写纪传体，没这样写。这比较像施耐庵写《水浒》，方法上更近似梁羽生写《七剑下天山》、金庸写《射雕英雄传》。
在中共山寨国（共工氏新酋邦），党史和军史作家只能这样写史，看《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年》两部电影，寻思一下就可以写了。本性上对社会底层的造反寄予较多同情，对苏联的历史教材和文艺作品没有欧美似的批判，没有儒道佛的礼教、自然、慈悲情怀，基本上就是王树增这样写，作为新闻也就是邓琼、李月瑶似的报道，讲课也就是我曾经那样。如果“党喉舌”都是这样的“腔调”，久而久之，听演讲的耳朵和看文章的眼睛也都会变成“党耳朵”、“党眼睛”：听不得讲蒋中正好，看不下说蒋好的书籍。我就曾经是这个样子。
那时我认为儒教的核心思想就是“礼教吃人”， 国民劣根性就是“吃革命者的血”，情感就是“恨礼教，爱中共”，意志就是选择接受共产党：具体说来，就是面临抉择时，唯党是大，中共说爱谁就爱谁，不爱也爱；说恨谁就恨谁，不恨也恨。细想我对鲁迅的爱和对蒋中正的恨就是这样被培养的，中宣部给的教材、影视，由中共史家、教师、作者、记者写。原本我不喜欢《狂人日记》。叫“蒋介石”也是中共让叫的，原本经常叫是叫“蒋中正”。跟经常叫“关羽”，而不是总叫“关云长”一样。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党文化洗脑是中共的思想政治园丁（教师为主，记者、作家为辅）与与政治花蕾、花儿、绿叶、花泥等互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