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战俘”开心投降
志愿军战俘的“反解释”
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朝鲜半岛三十八度线附近，震耳的枪炮声打破四周的寂静，也打破了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和平。金日成以中共党军第四野战军的四个师为先行主力悍然侵入韩国后，联合国军和中共成百万的后续部队随即卷入，使这场战争由地区冲突升级为共产主义阵营和自由世界的对垒。在这一场战争中，据美国方面统计，在麦克阿瑟及李奇微的绞肉机的运作下，中共军伤亡达九十多万人，而美军仅伤亡五万多人。经济损失难以估量，换来的结果却只有北朝鲜金家王朝对其人民的50多年残酷奴役以及对整个世界的核讹诈。
事实证明，朝鲜战争的结果并不像中共当局宣传的那样完美和辉煌，中国更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胜利。
第一章“解释”
为什么要拖时间？
“长时间高强度”的疲劳轰炸策略由中方负责人乔冠华亲自布置。更高一层的决策者应该是李克农或者周恩来。1954年2月，乔冠华、杜平的朝语翻译李春邦（LeeChunBong）越过板门店分界线向联军投诚。他向世人公开了中朝共方的一些幕后活动的情况。据他揭露，当10月15日第一次解释结果比预期还要糟糕时，乔冠华立即召集会议向各解释组施加压力。乔要代表们在解释中加强政治攻势。特别要求在解释中使用“台湾很快要解放”、“蒋帮就要完蛋”等一类带有威胁性的用语去打击战俘的信心。他同时要求各组把解释时间拉长，可以拉长到四小时（！）以上。这些恶性的措施甚至激起参与密谋的波兰和捷克代表的反对。他们指出“解放台湾、消灭蒋匪”一类用语违反了解释规则，会造成解释代表被驱逐出场的后果。而部分志愿军解释代表也想不通，尤其不赞成数小时解释这种对他们说来非常吃力还招人指责的做法。毕竟长时间折磨战俘会引发战俘激烈对抗、以及联军代表和中立国代表抗议等等反应，这些对解释代表来说并非美好享受。但乔冠华一意孤行坚定推行。那些感到想不通的解释代表则遭到乔的严厉批评，被责令作检讨。在乔的压力之下，各解释组只好加大力度，不择手段地威胁、哄骗和折磨战俘。于是出现了上述连问一百多遍“你到底要去那里？”这种神经病式的“解释”。有个解释代表越说越狠，刹不住车竟说出“台湾已经解放”的傻话来。被志愿军战俘们及媒体界传为笑谈。
整体层面上，中共早就清楚他们的“解释”成功率不会高。中共对那一万四千多志愿军战俘的反共态度是很知情的。中共早就清楚，这一万四千多志愿军战俘除了几百个事先潜伏的特务可以被用来表演一下“逃离虎口奔回祖国”的闹剧外，剩下的人基本属于铁杆反共人士，能被解释代表说动者寥寥无几。如果完成全体解释，“回收率”少于百分之三是铁定的。
10月15日开始解释。头两次解释完全证实了中共得预感：第一次解释500人，只有10人愿意回国；第二次解释430人，9人愿意回国。19比930,占2%。再往下是个什么趋势，小学生也算得出来。各国媒体每天都有人在解释营地观察采访。这使得战俘的解释过程成为一盘明棋。共产党方能看出结局，联军方面以及国际媒体当然也看得出。《纽约时报》1953年11月1日的一篇题为“红色滑铁卢”的文章指出：“共产党劝说战俘回国的努力持续得越久，板门店附近的“解释”帐篷区就越像是他们的滑铁卢。在这里他们正遭遇着最丢脸的失败。”
更让中共不好意思说的是上面那申请回归的19个人中有12人是预潜伏在反共战俘营里的中共特务。这些特务来到解释帐篷后行为太彰显太一律。让各国人士一眼就看出了不同。他们往往一进帐篷先向解释代表“首长”们敬礼，然后握手等等。完全是一付“完成任务回来报到”的架势。而且他们根本不听解释，一到帐篷就申请归国。更显眼的是每人都少不了在现场控诉一番“美蒋罪行”。虽然字字血声声泪感情很强烈，但说词太相似，让人觉得有点像背诵同一本台词。还有个别特务同志走过场太急忘记完成规定动作，还被解释代表叫住提醒一番。于是该同志赶紧回头，摔帽子撕胸章再喊两句“打倒美帝蒋匪”等等方才离去。各国代表看在眼里，笑在心里。
朝鲜战争，第二万名“志愿军战俘”带着喜庆的笑容来到战俘营
希望战俘走错门
极度的挫折使得解释代表产生了一种可笑的心态。他们有时会盼望战俘在离开帐篷时走错门。每当解释完毕时，印度主席手指着相应的门用英语宣布：“愿意接受遣返的，请从这个门离开，不愿意接受遣返的，请从那个门离开”（If you wish to be repatriated, leave the tent by this door; if you do not wish to be repatriated, leave the tent by that door.）。此话有时被中方翻译说成“愿意回去的，请走这个门，不愿意回去的，请走那个门”。战俘当然想“回去”，问题是“回哪里去”。走错门乃生死之别，反共战俘不得不问：“我要回台湾。该走哪个门？”但印度主席与翻译只重复原话。战俘不得要领，急得大叫“要回台湾！”并请求在场的人告知。每到此时，志愿军解释代表就高度紧张起来，怒目紧盯各方，生怕有谁把真情告诉战俘。此时如果谁把该走的门指给战俘看，那就捅了中方的马蜂窝。解释代表拍桌跳脚大发作，非要主席把该方人员逐出现场。解释代表之一的贺明，直到几十年后仍然为此事恨犹未尽。在其书中指控瑞士代表以及联合国军观察代表“狼狈为奸”，“逾越职权”等等。
据李春邦回忆，第一次解释结果只有4人真正是被说服而申请回归的。他的说法肯定了另外那6人是预潜伏的特务。乔冠华把结果上报北京（李春邦显然不知道乔冠华背后还有个李克农，以为乔直接和北京联系）后，北京指示说如果情形不能改善就应当停止。但朝方代表李相朝等争辩说，事情刚刚开始，现在就下结论为时太早，朝方计划继续进行。从乔冠华在解释开始时的动员讲话中可以看出乔的态度仍然比较乐观。后经乔向北京请示同意后解释继续进行。但是乔冠华们的努力始终没能扭转局面。整个解释期间，中共除“回收”了数百名特务外，真正经解释而选择回国的志愿军战俘还不足百人。
朝鲜战争，蓄意投降的情形在“志愿军战俘”中绝不罕见
第二章“反解释”
除去尖牙利爪的狼，总觉得绵羊猛于虎。
长期接受中共教育的中国人不太清楚共产党军队对士兵实行铁腕专政的内幕。在中共的宣传中，解放军的政委指导员仅仅做些“宣传鼓动、思想教育”工作。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还会处决士兵。当然，在和平时期这类措施很少用。但在战争或者其他“对敌斗争”时期，“执行战场纪律”、“公审”等杀人措施是共军当局约束部队必不可少的手段。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严厉的镇压措施作后盾的话，共军政治干部们那些宣传教育基本是无效的。解释代表们都是志愿军里中、高级政工干部。他们很清楚，关键时刻最有效的说服教育方法还是杀人或严惩。
朝鲜战争中，中共以极端漠视人命的铁腕将成百万的中国青少年驱赶到战场上去。志愿军部队在寒冷饥饿肮脏和疾病的折磨下苦撑度日，每天都有大批人员悲惨死去。一上火线，当局更是硬逼着“人海闯火海”。整连整营的部队瞬间伤亡大半，战场上处处可见成片倒毙的中国人尸体。悲惨恐怖的环境致使大批志愿军士兵逃亡。在火线上，经历九死一生后，少数人抵达了战俘营。在本方境内，还有大批士兵开小差当逃兵。志愿军总政治部主任杜平的回忆录中透露说，他甚至远在中国的丹东也看到了成群结伙的逃兵。而当时能够返抵中国的逃兵仅是极少数侥幸者。更多的逃兵只能在朝鲜境内逃亡。
中共军队向来以枪毙加恐吓来制止逃兵现象。已有多位志愿军战俘提起过部队里枪毙逃兵的案例。例如战俘王遵铭回忆，志愿军12军31师为了阻止士兵掉队开小差，先是警告士兵们说周围有很多土匪，一旦掉队就会被土匪逮住杀掉。部队并且有意枪杀了两名逃兵并把他们的尸体摆在行军路线上，旁边挂一盏马灯并贴上“掉队的后果”的告示以恐吓其他士兵。另一位志愿军战俘高文俊则叙述了两个案例。一例发生在他所在的180师。有一名士兵故意开枪打伤自己的脚以图逃避上火线。结果他被处决，该连指导员也被撤职。还一例是他听战俘营中一位姓诸的战俘所说的。诸说他们部队里有不少士兵逃入附近的乡村去当女婿。战争消耗了大部分朝鲜的青壮男性，所以志愿军士兵很受当地妇女欢迎。志愿军各部队经常突击搜查周围地区以抓回逃兵。他们部队有一次捉获了四名“逃兵女婿”。部队随即召开“公审大会”将他们当众处决。
对共产党来说，来到中立区“印度村”的这些反共战俘比上面那些逃兵更该枪毙。他们不但投降而且还进行反共活动。依照革命老传统，对于这批人根本用不着多废话，把其中的一部分毙掉，其他人马上就愿意返回祖国了。可是今天在中立区里，这革命传统被废了。共军政工干部们既无铁腕镇压的力量可用，能否把人动员回国就全看其货真价实的“说服教育”功夫了。但他们那糟糕的成绩单向各国证明：共军政工干部们最不能胜任的工作，恰恰就是说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