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矛盾正在积累，但是否严重到足以引发全局性动乱？在昨天论坛上，有学者看法保留，也有专家强调：不论乐观或悲观判断都没有根据，不可预测性才是中国当前的现实。
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傅华伶指出，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态势“应该着急，但也不用太着急”。
他提出，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在增多、规模在扩大，组织化程度提高，政府也往往以群众对立面的形象出现。此外，近期的群体性事件还呈现民众要求组织化权力，暴力越来越普遍的新特征。
他举例，像大连反PX厂“集体散步”，群众不仅仅要求取消项目，还要求知情权及参与制定政策的权利。这种情况并不限于城市中产阶级，广东乌坎村民上访，除了讨回土地，也要求选举权；广东工人争工资与福利，最近更强烈提出要求集体谈判的权利。这都意味着基层民众要求自行组织的权利，已提上议事日程。
群体性事件中打砸抢的现象增多，也说明社会不满已累积到非常极端程度，可以很快演变成暴力冲突。不过傅华伶也认为，中国政府的管理措施依然很有效用，所以也“不用太着急”。倒是由政法委、维稳办等党直接控制的机构来维稳，法律陷入被边缘化的危机。
一直坚持社会稳定前景不能预测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则提出，由于信息传媒发达，群体性事件比过去更容易为人所知，但真实情况未必那么严重。1949年以来，中国也发生过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三年饥荒期间有上万人围攻县城，只不过过去官方捂得严严实实的，大家都不知道。
他也直言，由于社会进步，中国人对恶劣现象的容忍度已较原来下降。一些原来并不被民众当回事的问题如孕妇遭强制引产，今天引起轩然大波，说明中国人越来越感到这些恶劣现象不能被接受。
然而，仅仅由于社会下层不满累积，还不至引发严重动荡。秦晖指出：“现代政府镇压手段比过去大得多，现在再也不是农民起义时代。中国不管怎么说都比伊拉克、朝鲜好得多，而朝鲜就很稳定。”
他进一步指出：“社会因素和整个社会动荡之间，如果要产生因果关系，一定是有上层政治的因素。而这是真正不可预测的。”
他还看到，不同政府部门的政策公然冲突；山东地方政府胡作非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遭遇成为国际丑闻，中央政府几年来不处理又不解释，任人唾面自干，这些都是过去不曾出现的“怪现象”。
而这种上层政治的不稳定一旦与社会不满情绪结合，其结果就完全不可预测。不可预测性，也正是专制政体的特点。
秦晖对外界喜欢分析中国“宫廷政治”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薄熙来与王立军尚且可以说翻脸就翻脸，可见宫廷政治完全不可预测，宫廷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结合起来发生意外的可能，就不能排除。
南开大学副教授熊培云则看到社会存在很多戾气，人们爱反抗，但不爱自由；在纯粹为反对而反对时，大家都表现得很有正义感，但涉及到他人权益时，正义感又表现不出来。他分析，中国正处在政府与人民相互塑造影响的阶段，在“从朝鲜走向美国的半路上”，他希望官民的互动向好的方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