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贤达、学者、工商界人士等构成的社会精英阶层一直存在。
中共依靠流氓无产者建政以后，通过各类政治运动将国民同化。“社会主义改造”从工商界人士手中巧取豪夺，剥夺其有产者的地位；反右要求知识分子完全从属于政治，并且必须与当局保持一致；文革则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法治和道德，使全民处于恐惧之中。当局意识到，这些在野的精英，无论其政治素养和参与能力，还是经济、社会地位，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政治、经济、舆论上都是实在的威胁。同化他们是社会的损失，与其如此，不如使之成为专制体制的一部分。文革之后，精英执政的体制又逐步建立起来。
精英需要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的尊重与肯定。邓小平执政后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干部年轻化，如此种种，大体上是对精英阶层的支持与肯定。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此前的工农、城乡差别等设置，中共专制制度设置了一个精英通道，其中包括公务员选拔，国企建设与改制，媒体、学校和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的体制内化，以及所谓的民主党派的行政、党内级别设置等，使精英们能够而且只能通过这个通道实现世俗普遍认为的自我价值。
中共“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精英执政”策略，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加入体制的精英足够多，这样才能消解民间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加入体制的精英足够精，如此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参与竞争，将精力耗散在竞争当中，并且“愿赌服输”。多和精也同时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首先是精英收益无限摊薄，精英越来越难以在体制内得到充分的价值实现。各地都有公务员叫屈说工资不高，大学教授和各路专家的地位降至笑话的水平，工商界则被各种“原罪论”困扰，当局根本无力支撑如此庞大的体制。它的对策就只能是不断加强对体制外的压榨，使体制内外的差距依然强烈存在，以此吸引、稳定并不断扩大这个精英队伍，使每一个进入体制的精英仍然能够找到充分的位置，使进入体制这个通道仍然处于充分的竞争之中。
其次是泛体制化的利益捆绑。泛体制化利出一孔，将进入体制的精英的社会关系纳入到体制之内，将体制外民众的根本利益处于体制的控制之下。这就实现了体制和利益民间的、深度的和主动的捆绑，使精英及其家庭、社会关系等处于全面的体制化之下。社会普遍存在的“拉关系”一类，腐败只不过是一个表象，深层就是利益的体制内运行。
第三个问题是精英队伍越来越门阀化。体制内外利益差距的存在，使得现有精英有充分的动力，主动把社会关系也纳入到体制内部，同时建立更加广泛和牢固的体制内关系网络。通过个体竞争进入体制的精英，很难有所作为。精英进入这个体制之后立即被碎片化，因为体制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精英。更何况，所谓精英，其实不过是工具化的区分——谁更支持专制，谁更适应专制。
中共的当前体制就依赖于精英执政。专制没有动力继续进步，恨不得人类都在一夜之间变傻。精英执政将最能适应专制的人区分出来，它们就是维系这个专制制度最为根本的力量。但是专制从来也没有认识到，人类之所以存在，就是对自由的不断追求。精英执政的战略在建成之时，也就埋下了它必然崩溃的种子。
精英的需求更加多样和强烈，他们在社会中分离出来，也使体制外人才、思想、经济环境更加恶化。中国朝代更迭很多以农民起义为形式，与此或有关联。中共专制几乎将这个体制发挥到了极致，依靠的也不过是利益分化与捆绑。这个体制是不可能持续太久的，越是构建得庞大和专精，越难以满足精英队伍的需求，而压榨体制外总会有一个极限。它或者被体制外推翻，或者在体制内分裂。
关于体制内分裂，需要先回到前面提到的精英之“精”。体制越来越庞大，体制内外利益差距越来越强烈，精英的选拔和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但是平均利益的摊薄与精英竞争胜出者越来越高的需求之间，形成了无法填补的鸿沟。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体制内部的利益争斗，在整体上还处于利益统一的背景之下，是不可依靠的。体制内精英还将看到体制外越来越不堪重负，从而更加担心被体制抛弃或者体制本身灭亡。所以在内部，无论如何都是维持这个体制的动力大于破坏这个体制的动力，所谓政改，即使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必然是缘木求鱼。
唯一有效的力量在于体制外部的抗争。专制当局精英执政体制存续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通过压榨体制外部来保障体制内的利益，这种压榨也就必然导致抗争。
体制外的抗争在当前呈现出自发的局面。他们受到的压榨越来越强烈，生存越来越艰辛，在矛盾突出的领域和地区，必然会形成越来越激烈的对抗。比如近几年频繁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地区矛盾和行业领域矛盾激化的表现。
在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民众终将意识到，抗争是唯一的出路，抗争的目标不仅是摆脱现有的窘迫，而且是未来更好的民主自由；抗争的对象不仅是近在的生存威胁，而且是远在北京的专制当局本身。
没有任何东西能挽救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