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也只有死后“被认错”了
毛的认错之天子认错
一九六二年是毛泽东政治上的转折点。一月十一日到二月七日，毛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七千多人，所以又叫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和讲话。
这次的七千人大会讲话，刘少奇(当时刘少奇已出作国家主席，毛仍任中国共产党 主席)事先曾呈请毛批阅。毛说他不看。毛说开这个会要民主，让各级干部按自已 省区的经验发表见解，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毛叫刘先将讲话作为底稿，再根据与会人士的发言整理出一篇报告。
刘的讲话出乎毛的意料之外。刘拒绝接受毛的官方说法∶天灾连连，导致参年饥荒。刘在人民大会堂讲话中强调∶“天灾是一片，人祸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
此外，刘讲到那些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并反对大跃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和地方干部有翻案平反的机会。只是彭德怀不能平反。
毛为此很不满意。毛在会议后跟我说∶“开会不讲阶级，不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脱离这，讲什么天灾人祸。我看这种讲法的本身，就是灾难。
但许多与会干部都同意刘少奇的看法。中国现况如此惨淡，大家对主要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七千人大会开了一个多月。
毛只是在大会开幕，及刘、邓、周、林大会发言时，出席大会，其它如小组会等，他都没有参加。他每早起床后，就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会议室，在大床上由女友陪伴下看小组发言简报。
基层干部终于揭开大跃进的假象，面对经济困难的现实。基层干部在大跃进的高指标压力下，掀起一阵浮夸风，浮躁盲进，以免被戴上右派帽子。上面给压力，下面的基层干部不得不讲假话，结果下面人承担了错误的大半责任。七千人大会刚好给这些基层干部发牢骚的机会，将这三、四年对党领导的怨气发出来。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表示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这句顺口溜有四句话如下∶“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两顿干饭，一顿稀饭)，马列主义。”
并没有人将矛头直接对着毛。大家主要集中攻击大跃进的政策。但谁都知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总路线是毛提出的口号。批评政策无异是批评毛。
毛对发言简报大为不满。他有天跟我说∶“该改成‘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完全放屁。’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
七千人的大会，大家批评得很多，已经到了由他一手造成的大灾难，不得不承担责任的时候了。虽然没有人胆敢叫毛自我批评，但毛转而把此做为一种政治策略。
毛极厌恶承认错误，他认为自已永远正确。在一九六零年，毛与蒙哥马利的会见中，我第一次听到毛坦率地承认自已犯了许多错误。毛说∶“我们对战争有了不少的经验。可是对于工业和农业的建设，没有经验，办了许多错事。犯了许多错误。”
但在面对党高级干部和中国人民时，毛心理上难以俯首承认中国的灾难是他一手造成的。一九四九年解放以来，毛终于做了第一次自我批评。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它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应当负责的是我。”毛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卅日作了以上的讲话。话后随即批评了包产到户制度。
我认为毛从未相信他的总路线有错误。抚今追昔，我才清晰见到他当时极恐惧丧失对共产党及中国的控制。即使退居二线，毛仍自视为中国的中心。毛让刘少奇做国家主席是为了考验刘的忠诚度。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毛判定刘有二心。毛一肩扛起所有的责任，不是真在承认错误，只是变相宣称他的天子地位而已。
林彪是屈指可数的数字支持毛的人之一。林在二月七日的讲话，可真是抓住了毛此时的心理状态。林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事情出了毛病，造成了困难，总是因为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
林讲话后，毛从主席台走回一一八会议室，一路走一路说∶“林彪的话，讲得多么好哇。要是党内的领导人，都有他的这个觉悟，事情就好得多了。”
我听了毛对林的评论，觉得林彪可真是搔着了毛的痒处。与此同时，毛对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发言表示很不满意。
毛召集了陈伯达、康生等人，谈过一次话。这篇讲话太长，只摘录其中一段，他对局势的看法和他采取的对策。这篇讲话没有发表过，但很重要。毛说∶ “现在社会上很复杂，有人提出包产到户，这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才参分天下有其二，有参分之一掌握在敌人或敌人同情者手里。敌人可以收买人，更不要提那些娶地主女儿的人了。”
刘少奇和毛也越来越分道扬镳。刘要给一九五九年因彭德怀案而受牵连的人翻案复职。这行动在党内极受欢迎。在七千人大会上，当时我不知情，许多干部暗暗认为，肃清彭德怀一案有欠公允。有些人将彭比做现代海瑞。
刘也许私下赞同这些看法。七千人大会后，四月，中共中央书记根据中共常务副主席刘少奇的意见，由中央组织部发一分通知，对彭德怀案和大跃进时受错误处分的党员和干部甄别翻案。这份“全力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可替至少百分之七十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平反。但连刘也无法越权为彭德怀平反。当时毛正在返回北京的途中。在火车上，毛同我谈到这个通知时说∶“这个通知是他们同意发布以后，才给我看。
“我看安子文(当时负责平反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个人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都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随后又说∶“从一九六零年下半年，一九六一年，到今年上半年，都讲困难，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在压我？”
据田家英告诉我，安子文听到毛的批评后，说∶“中央？谁是中央？北京有好几个领导人∶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在主管中央日常工作。我向他们报告不就是向中央报告吗？”
另一个跟毛持不同理念的党领导人是陈云。陈与毛之间的关系长期紧张，毛认为陈是靠右边站的人，两人很少来往。在一九六一年，陈云就认为包产到户不能解决问题，而提出要争取时间，分田到户，七千人大会后，陈主管财经工作，陈将他的意见详细写在财经小组报告中，呈送毛阅批。
毛在上面批了∶“将情况说成一片黑暗，没有光明。此人是店员出身，资产阶级本性不改，一贯的老右倾。”
陈云是党的副主席之一。毛以主席身分指控主管财经工作的副主席右倾，这种批示对党内影响太大。田家英下了一无前例的决定∶田叫林克把这个批示压下，不要交到中央书记处去，免得以后被拿来用做批斗陈云的材料。林确实没有交出，将这个批件压在他的宿舍床上的褥子下面。
我不知道谁走露了风声，将毛批件的内容泄露给陈云，陈云立即前去苏州疗养。陈未被撤职，文革中也未遭严厉批斗。但在毛有生之年，陈未再在政坛上扮演要角。直到一九八零年，邓小平复出后，陈才重返政治舞台。
一九六四年毛去外地，当时的收发文件的秘书只有林克和徐业夫。毛只带了林克出去，徐留在北京。徐以清点机密文件为名，检查了林克的宿舍。在褥子下面找到了这分文件。他将文件转给了书记处。事后徐对我说∶“林克这个人不适宜做机要工作，这么重要的文件压在褥子下面。”徐也向汪东兴和毛讲了这件事。由此造成一九六四年底林克调出中南海，自此后徐成了毛唯一的机要秘书。田家英此次没有被 牵连。但文化大革命甫爆发之际，田是毛的一组人员里第一个被批斗的人。
我目睹我朋友林克遭受的痛苦和听见那些残酷的攻击，我非常庆幸自已当年没有做毛的秘书。如果我做了，我也会被牵连。
我跟汪东兴说，我怀疑毛对其他党高层领导的希望幻灭。但汪嗤之以鼻，觉得我太敏感。汪说∶“我们不是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向很团结。”但我对毛的话听得很仔细。情势正空前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