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来到重庆访友的老李同志与老“知青”张梅林老哥来个“重走知青路”——开着吉普到重庆长寿县瞻仰重庆“知青茶场”遗址。
“重走知青路”标题灵感来自“重走长征路”——去年这个时候，一班红光满面、腆着将军肚的领导同志脱下笔挺西装，穿起了皱巴巴的“红军服”，兴致勃勃走出豪华大巴车，在摄像机镜头面前摇头晃脑喊口号唱歌，沿着当年红军“北上抗日”的道路迈进。曰：“重走长征路”。
咱与张哥“重走知青路”当然不会有任何记者关注，也没有穿上“知青服”，汽车开动后，只是咱唱起了当年的一首“知青歌”：
“打起背包，走天下，
我们都听党的话。
那里需要我，嘿，那里就是我的家！
那里需要我，嘿，那里就是我的家！”
张哥听我唱完了，自编了一段歌词唱了起来：
“打起背包，走天下，
我们都听党的话。
那里需要我，嘿，那里就是我的家！
想起那往事，嘿咱们真是大傻瓜！”
听到“我们真是一群大傻瓜”，我与张哥相视大笑起来……
然而，在主旋律神奇的描绘下，当今中国，大多数年轻人并不知道“咱们知青真是一群大傻瓜！”而以为“上山下乡”这段历史真的像一些主旋律作家所说的那样美好：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炼就一颗红心。”因而“青春无悔！”
看来，在讲述“重走知青路”的过程之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作一个简略的回顾就很有必要：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将举国陷入10年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而“文革”的前两年，又是10年“文革”最具灾难性的两年：这时，以红卫兵、工人为主要武斗群体的全国性持续武斗，导致政府机构瘫痪了，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由于大学停止招生，城市已经无法安置连续三届2000来万毕业生就业。如果让他们仍然滞留在城市，后果将极为严重。于是，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被“上山下乡”——或到农村，或到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直至1975年底，“上山下乡”运动才结束。
1968年至1975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也即是说，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联系在一起。
有人总喜欢这样赞扬说：“毛主席时，中国没有失业工人。”事情确实如此：将1600万初中、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驱赶到农村去，哪里还会有“失业工人”呢？
失去升学机会，却要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实是何等残忍——深知农民长期深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而陷于贫穷、愚昧之中的毛泽东，曾一再告戒本党：“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然而，一旦无法解决严重失业问题之时，便来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最具悲剧意味的是1966、1967、1968年三届数百万初、高中学生，他们普是领袖疯狂的“红卫兵”，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便被领袖弃如敝履！
十年“文革”期的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学生，绝大多数人正处于16岁至20岁之间，“上山下乡”前，无穷尽的政治运动，使他们的学业本来就处于半停顿状态，接着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但对他们的知识结构造成了致命的缺陷，同时还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难于估量的伤害。十多年的“上山下乡”期间，“知青”历尽种种身心折磨，百人卧轨，千人绝食，万人下跪等等惊天地泣鬼神的悲惨故事接连在中国大地上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