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迫害垫底的三讲班
1999年7、20日，是中共撕掉最后一层面纱，公开镇压法轮功的起始日。而众所不知，在镇压前夜的1999年7月初，江XX突然决定在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处级以上干部中开展“三讲”运动。有消息透漏这是一次政治大清洗。实际是在迫害法轮功之前，先在中央国家机关来一顿杀威棒，给迫害法轮功垫底。当时我所在的外经贸部不幸被中央指定为“三讲”运动的试点单位，以积累经验，在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全面铺开。
7月初，中央成立的“三讲”督察组进驻外经贸部，上上下下气氛紧张。当时我任办公厅某处处长，被指定参加首批学习班。
当我在学习班上广泛宣传法轮功的时候，还不知道镇压已近临界点。当时空进入1999年7月20日，新旧宇宙的正邪大战成为历史转折的开篇，一场亘古至今无二对上亿正信群体残酷迫害事件公开全面爆发。
当时三讲学习进入紧张的“自查自纠”阶段，在学习班一律不准假的情况下，我以“有事晚来一会”的托辞毅然去国务院信访办上访。正在第二期班学习的副处长虹干脆就没打招呼，从学习班跑出来直奔国务院信访办与我会合。
请“一会儿”假，变成了失踪两天两夜。回来后我们立刻被卷到风口上。法轮功立刻成为全社会的焦点，三讲班里邪恶铺天盖地。江泽民责令：“三讲班人人过关、人人表态，不漏掉一个。”
三、变 脸
早晨来到班上之后，我首先到办公厅主任那里去打招呼。办公厅主任平时与我工作关系较融洽。但此刻，他满脸阶级斗争，神情紧张。看我走进来无语的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让我坐。片刻，办公厅一位处长走进来，一反常态公式化的朝我点点头，在办公桌侧面的椅子上坐下来，非常紧张的拿出笔、本准备做谈话记录。他们都换了一张脸，就像不认识，那气氛比派出所作笔录审问还敌对。
我心想，政治真不是个好东西，能使人如此变脸。
当我证实这一切完全是针对我时，我平静的对办公厅主任说：“您是想审问我吗？还要做笔录吗？如果是这样，很对不起，我将拒绝回答您的一切问题，因为我没有触犯国家任何法律或犯下任何错误，我不希望您采取这种敌对态度。”
办公厅主任一脸尴尬，沉默片刻，大概意识到自己太过分、太大敌当前了，遂撤走了做笔录的处长。……
我意识到部机关几十大法弟子将面临一场严厉打压的考验。而首当其冲的是正在参加“三讲”班的我和虹。7、21那一天部里有不少人去上访，也有不少人顺利走脱。我和虹被抓的消息像插了翅膀，飞快的传遍了机关大院。
这期间，中央公开文件和内部文件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邪恶和严厉。我以长期机关工作特有的政治敏感，不断的对比中央文件和国务院两方文件的口径、口气，密切关注这场邪恶风暴的风云气象。我发现国务院文件和中央文件对法轮功态度明显相左。中央文件一路禁令，而国务院文件却明确指出，公民有信仰自由。实质上是认可法轮大法，但是这种对立并没有坚持几个回合，国务院顶不住那股邪恶势力而偃旗息鼓。
这件事在当时的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引起很大震动和揣测。最后，终以江XX的一封穷凶极恶的指控信而拍案定调。一场铺天盖地的镇压迫害愈演愈烈，当初定论的所谓“歪理邪说”被进一步升级定性。从此江XX有了加大打击正信的邪恶理由。
中央督察组和外经贸部积极支持取缔镇压，像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紧跟照办，在三讲班及其高调的严厉指出，“在法轮功问题上，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三讲班所有人都要在‘自检自查’材料中明确阐述对法轮功问题的立场、态度。”
所有人在规定要求之下都对法轮功问题表了态，包括部领导。小环境的邪恶带动了大环境的邪恶。这时不仅仅是三讲班被逼表态，整个部机关和所有直属机关全体干部被逼人人表态、人人过关。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