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增长、发展，还是污染、骚乱，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的问题。”
上周六在江苏启东发生的抗议日本王子制纸南通工厂排海工程的骚乱事件，就其规模和烈度而言堪称空前，但并不出乎意料。前溯类似事件，有一个多月前的四川什邡骚乱事件，约一年前的大连反福佳化工PX项目的“集体散步”和浙江海宁因污染引发的社会骚乱……事实上，从2005年浙江东阳画水镇“4·10”骚乱以来，因污染引发的社会骚乱的规模、烈度和频度日益加大。此类基于生存权利的、非意识形态化、且极易引起全社会“共振”的社会骚乱，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影响日隆的变量。
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骚乱，其实正是为所谓“中国模式”作出的最好脚注之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无论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其成果都不可能平等地惠及所有社会成员。但是，其为增长所付出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成本，却不可避免地为几乎所有社会成员所分摊。在当今的社会结构中，甚至可以说，得益于经济增长成果越少的群体，就越是要更多地分摊经济增长的外部成本。显然，没有人可以不吸进和呼出空气，也没有人可以脱水而成活。但是，以现有制度对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安排，当下对社会资源支配权力更大的人，往往就是受益于经济增长成果最大的群体。相对而言，这些人无疑更有实力通过安装空气过滤机、购买清洁饮用水、以及得到在“特辟”土地上生长的洁净食品，来最大限度地为自己免除增长的负面后果。
当然，社会的公正与正义，并不意味着社会成员必须等比例的分摊经济增长的成果与成本。不过，无论怎么讲，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竟可以让依偎在太湖边上的居民抢空了超市中的瓶装饮用水，那么，这种不顾后果的经济增长模式无论如何难言公正。其实，又何止是太湖呢？中国第三大河淮河，早就成了一条污水沟，治理淮河的几百亿巨资砸在粘稠的河水中，连个水漂都没让人看到。问题在于，这样的代价，是否为现有经济增长成果的必付成本？
2009年，是中国经济总量与日本最接近的一年。是时，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8.6%，日本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8.7%，中国与日本的占比相差0.1%。然而，为了这差不多同等水平的GDP占比，中国消耗了当年世界47%的煤炭和11%的石油，而日本却只消耗了当年世界3.3%的煤炭和5.1%的石油……
还在2009年之前，我曾随中国经济实业界的一干人，参观过日本大阪附近的一家造纸厂，这家生产卫生纸类产品的造纸厂，是日本关西地区的最大卫生纸供应商之一。该造纸厂极力炫耀并热切希望向中国推销的，正是其引以为豪的“零排放”工艺。在该造纸厂的最后一个废水池中，放养了一些热带鱼种，借以证明其污水处理的技术能力。而距工厂车间十几米外的居民住房，则证实工厂降噪的宣示所言不虚……
不知此次在南通投资设厂的日本“王子制纸”是否掌握同样的工艺，又是否用在了中国项目上；毕竟该技术的成本不菲，而中国的限排标准在实际执行中并不严格。启东事件后，日本王子制纸发表声明，否认中国江苏南通工厂排污工程污染当地水源，称污水中含致癌物质的说法“毫无根据”；“已对（排入长江的）污水进行足够处理，低于中国的标准限值，没有问题”。王子制纸的声明是否确实，由于没有第三方独立权威机构的核查，尚无法证实。但无论事实怎样，当地政府慑于骚乱而中止项目的做法，正是其颟顸决策、始乱终弃的政治写照。
增长、发展，还是污染、骚乱，这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哪里不都面临着与启东一样的问题？现时中国靠投资拉动，高污染、高排放并因此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是遇到了瓶颈，而是遇到了瓶塞。中国的特殊国情在于，政治合法性对经济增长的过度依赖，以及经济发展对政治合法性的无以替代性，使得任何地方的经济增长都难以获得片刻转型所必需的“松套”和喘息之机。在决议、文件上喊了几十年的“转型”还在喊，而且越喊越急迫，这个现象就是这种增长方式“转也难”的权威证明。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增加政治合法性资源的经济增长冲动，实则却正是以近似脱缰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捷、更充分、更明显地消耗和穷尽了政治合法性资源。
除了来自底层的社会骚乱，在中国现行的制度框架内，很难看到有力量来阻缓在既有模式下的经济增长。在更多官员那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是来自增进政治合法性的自觉，而是来自对独揽权力所能带来的超额租金的渴望。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公众“幸福”为目的的经济增长，必然要碰壁于公众基本生存权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增速稍降，大小官员便焦虑不堪的部分原因。
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社会骚乱，强制维稳，启东事件所展示的，并非单纯是一个地方政府放弃某个建设项目的过程。实际上，这种在社会骚乱的压力下，被迫停止建设项目，并搭上高额政治成本，进而不得不放弃经济增长机会的“硬约束”，就是中国经济既有增长模式的止步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前述东阳、大连、什邡，尤其是有民众冲进市政府之举的启东，都可以称作是“中国模式”的滑铁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