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香港学生与家长上街游行，反对政府推行的“国民教育”课程。这套课程教科书中最令人愕然的是称西方民主宪政是“政党恶斗，人民当灾”，又盛赞中共是“进步、无私和团结的执政集团”。这种谎言加谰言，拿去“忽悠”中国内地的青少年已经有点难度，何况在教育程度高、公民社会成熟、资讯自由的国际大都市香港，怎能不招致学生、家长以及整个香港社会的强烈反感!？
自从香港回归，中共就千方百计强化对港人的洗脑，尤其要对香港下一代灌输爱国至上的臣民意识。公民与臣民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现代公民思想独立、人格独立、有社会责任、参与公共事务；而臣民则是人格依附、没有公共参与和责任感的专制社会的产物。在过去的帝制时代，只有臣民，没有公民。第一次有公民概念，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的戊戌变法中，由严复提出的。培养“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的新人，具备智识、力量、道德，实行自治、享有自由，这就是公民的雏形。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兴西学、办新式学堂，造就了一批新人，这才有了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
中华民国正式提出公民教育的概念，始于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在原来的“修身课”课程里增加了“公民须知”和“法制大全”两项内容。其后在全国教育会议上，又提出“公民教材案”，开始编写中小学公民教材。到了1923年，公民课正式代替了“修身课”，这是中国破天荒第一次把公民课纳入中小学课程。当时各社会团体也积极参与，中华民国开展了蔚为壮观的公民教育运动。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宣布“军政”期结束，开始“训政”期，并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要把公民课和三民主义课合并，称之为“党义课”。把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图腾化神圣化，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共同特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这样做的。人民追随所谓“进步、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就不需要独立思考，只做忠顺的子民和工具就够了。所以当时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对此坚决抵制，当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大学者任鸿隽尖锐抨击：“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
正因为受到整个社会的强烈抵制，国民党当局很快恢复了公民课。说来真是讽刺，国民党和中共同源同流，建党方式包括党化教育都是从苏共那里学的，但国民党政府毕竟没有取消公民教育，而中共则不然。李慎之在1999年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他回忆三十年代读初中时就从公民课学到，什么是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什么叫公民，公民和过去称之为“老百姓”的传统中国人有什么区别等等。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上提到“提高公民意识”，但这和他刚执政时提的“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一样，都是叶公好龙，并没有打算真去履行，或者说是中共这台专制机器根本无法去依法和依宪治国。但“提高公民意识”这个提法，下面有人当真，以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见图）为首的100多名学者和中小学教师集思广益，耗时三年，编写了8册公民课教材《新公民读本》，很多内容与普世价值接轨，有公民道德、公民责任、公民价值观等。但这套教材2010年在几间小学刚试用，很快叫停，然后被禁，出版社停止发行，已发行的勒令收回。
这就揭示了一条定律，中共要坚持这个专制政体，就不能依法依宪治国，同样就不能要公民教育。只有臣民社会才是专制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