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四清见到真正的中国农民
毛要我们下乡去参加四清运动。
田家英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看起来，主席这里的工作人员要大换班了。”
我说：“每次他要打发人走，一定先过渡一下，过渡的方法就是下放劳动一段时间之类。这次大约就要换个地方了。”
叶子龙和李银桥一九六零年就是这样被打发到信阳的。这次大概轮到我们了。
一组里毛只留下机要秘书徐业夫和服务员兼理发员周福明，其他的人都下去。江青一听到要“四清”，病就全回来了，所以她不用去。
田家英说：“换换也好，现在北京政局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还不知道要怎么变化。走了也好，免得遭池鱼之殃。”
汪决定我们去他的老家江西的铅山县。毛听了后，又讲：“要走，应该拍屁股就走。用不着什么准备。六月底集中，七月四日前走。”我要求卫生部副部长之一的黄树则，在我“四清工作”期间，暂代负责毛的保健工作。毛觉得不必再找一个医生。毛说：“我的身体好得很，无健可保。我不像那些老爷，动一动都要量血压、量脉搏，他们惜命惜身，养得脑满肠肥。他们要保健，我不要。护士可以找一个代替吴旭君，不要到北京医院找了，到三零一医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找找看。”
我同吴旭君到了三零一医院，找到了主管保健工作的蒲荣钦副院长。我向蒲说明来意以后，他受宠若惊地说：“人家北京医院对保健工作比我们强得多，主席他老人家怎么想起我们来了？”蒲未受过正式医学教育，只在红军时期做过医务兵。
他叫我们先看看他从高级干部病房中挑的两名护士。一个比较沉静，一个比较开朗。我与吴旭君将这两个人的照片交给了毛。毛挑了开朗的刘。毛说：“这个人看来灵活，不那么死板。”
汪东兴组织的四清工作队在七月二日动身。
我们到江西时，这个四清工作队总共有一百多人，包括了几处人员──中央警卫局、警卫团、卫生部、第二炮兵部队人员和江西省省委机关工作人员代表。李纳也同行。
这里先插叙一事。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北京开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有一天北京大学有人打电话来，说李纳病了，我匆忙从人民大会堂赶去北京大学，李纳当时是北大历史系学生。我赶去时发现李纳只是重感冒、发烧。北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小心谨慎，通知了我。当时历史系的总书记也在，陆平和他两人十分担心。两人一再向我认错道歉，他们说知道的太晚了，耽搁了时间。李纳很不高兴，在发脾气，嫌我不早点去看她，还说要是死了，不会有人知道。她一个劲直吵。我最后终于生气了。
我讲李纳：“你已经二十一岁了，不是小孩子。生病，学校的领导们都来看你。北京大学有一万多学生，都像你这样子，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了。”
李纳听了嚎啕大哭。我连拉带扯，将她弄上车子，送去北京医院。一路开车，她一路哭闹。甚至有两次经过交叉路口时，被交通警察截住，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我后来跟毛报告此事，毛不高兴地说：“北京医院是高级干部才能住的医院啊，她怎么能住呢？”
我说：“感冒这种病，一般医院都不会收住院。北京医院里的人很熟，只能送到那里。”
毛主张以后不要送北京医院，我说：“如果不送北京医院，只好放在家里，会传染给你，更麻烦了。”
毛又问我，李敏、李纳和毛远新回中南海时，在什么地方吃饭。我告诉他，在他的厨房内，由李锡吾师傅做饭给他们吃。
毛说：“以后做这么一个规定，她们吃饭都到大食堂，不许再在我的厨房内吃。”
这一次毛叫李纳也去四清工作，就是要证明他的子女没有特权。倒是苦了汪东兴，还得另外安排一个人照管李纳。
打一开始我们在江西的四清工作就是个闹剧。派了在北京的一组特权分子下乡调查农村的腐败情况，领导“阶级斗争”，只有“荒谬”两个字可以形容。我们这一路包的火车，住招待所用的全是公费。光安排我们下乡及吃住，就浪费了不少公帑。数十万都市人口派下去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我们一样，大家全去得心不甘情不愿。这运动到头来，只是金钱和人力的双重浪费。
我们到了江西后，便分成四组，分别前往四个农村。大跃进后，人民公社依地理位置分成几个生产大队，然后再下分为生产队。我与警卫局副局长王生荣率领的那一组到铅山县石溪镇。江西上饶专区公安处长张镇和处长和铅山县县委书记随后加入我们。他们二人十分随和，以后我们都成了时常来往的朋友。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江西的农民过得这么艰苦。我已经回祖国十六个年头了，随侍毛十一年。我在一组中能知道各式各样的机密消息。我知道大跃进造成了饿殍遍野，农民民不聊生。我知道民生凋敝，但未料到比我想像中更苦。农民们穿着破烂褴褛的旧棉衣，吃的米饭好像是砂子，咀嚼很久也难以下咽，只配几根青菜。茅屋简陋，漏水，四壁萧条，家具全无。狭窄的土路一下雨，泥泞四处飞溅。在石溪镇上没有小学，也看不到报纸、杂志，或是书。村中成年人几乎全不识字，小孩子也没有机会念书。最近的学校在几里外，上学的小孩只有很少几个。
四清工作队有次从外地调来了电影放映机，露天演出了五十年代中期出品的一部旧电影。农民们各自带着凳子，周围四、五十里的人，都赶来看电影。大部分的人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电影。
我们穿去的单衣棉衣都是旧的，可是没有补绽，生产队里的农民看了非常羡慕。一位老农民摸着我的棉大衣说：“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衣服穿，就到了共产主义了。”
村民们对我们都很好奇。王生荣一向生活优越，身材比较胖。我们这组的农民个个骨瘦如柴，没有人见过像王这样的胖子。每次王从茅屋出来，村民都围上去啧啧称奇。大人们问他吃什么才会这么胖。小孩子们则跟在他的后面欢叫：“看大胖子罗，看大胖子罗。”[413]
按规定，应该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民家里太小，很难挤出地方，我们借他们的一个谷仓，搭起木床，垫上稻草，摊开铺盖，架上帐子，成了临时宿处。我们自己成立了厨房，雇请大师傅烧饭。为了与农民的生活相差不远，我们也吃农民吃的硬干饭。
我的小组负责的那个生产队，一共有十二户人家，共同耕种五十几亩地。各户有一点自留地，种自己需要的蔬菜。没有拖拉机、牛马，只有几个简单工具。耕作全凭腿、手的劳动，干一天下来，全身酥软。这种劳动实际上是将人变成牛马。田地小，耕作技术原始，收获自然贫乏，再扣去税粮后，农民更是所剩无几。
世界在进步，科学技术在发展，可是中国耕种仍然依循几千年来的旧方法。在这种状态下，空喊跃进，岂不是自欺欺人。我不懂中国为什么不将精力和智慧拿来发展节省人力的农耕机器，帮助农民脱离落后和贫穷呢？我跟汪东兴提起，我不了解为何解放十六年后，广大农民仍然如此贫苦？他只说，许多地方更苦。
汪所言极是。在江西有些妇女是一九六零年前后，从安徽逃荒来的。在安徽没有粮食，再待下去，会饿死。于是抛下丈夫和子女，逃到这里，又找人结合生了孩子。这时虽然农村情况稍有好转，但是她们也很难回去了。
在这一片贫穷景观中，我们的工作是领导阶级斗争。大跃进失败后，毛认为三年困难时期的导因是生产队的基层干部贪污，他们从中揩了农民的上交粮，因此不是错误的政策引起饥荒。
而这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和清理工分的所谓“四清工作”，其实是庸人自扰。我们仔细查了生产队会计记下的账。全生产队只有这位会计认识有限的几个字，这本账真是“烂账”，谁也无法弄清楚上面记的是什么。好在全生产队只有十二户农家，做了世代的邻居，对彼此了若指掌。全生产队有多少财物，社员都清楚。全队打多少粮食，每家分了多少，大家也都一清二楚。全队实在穷得很，就算干部想贪污，也根本没有财物可贪。
这也不是说真的没有贪污问题，是有，只是在公社和县及省一级的干部。这一级干部才有权力向农民收税粮，并为所欲为。他们才有权力腐化。
农村中仍在疯狂进行着地主和贫农、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共党接收石溪后不久便施行土改，地主和富农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全家都受其他村民管制。目的是让地主、富农（包括他们的妻小）在劳动中强迫改造。
每逢假日节日，地主、富农都要集中起来，听生产队负责公安工作的社员或生产队长训话。令人最难受的是，队里出一点事，例如牛吃草时，杂草内有碎的一枚铁钉，一同吃下去了。事情没有查清，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斗这些地主、富农的子女。
我们工作的这个生产队里，有一个地主的儿子，一天到晚不声不响在农田干活，在受“管制”。我们打听了他的家史：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他生身父母穷得没有饭吃，将他给了这个地主。地主名义上收养他做儿子，可是实际上是个苦力，苦活、重活都由他做，吃的很不好，穿的是地主穿破的衣服。土地改革以后，给他定为地主子女。
这队里另一位，他的祖父是地主，早已死了，父亲不是地主，却仍然属于地主子女。尽管他干活努力，早起晚睡，仍然事事受歧视，在我看来简直是受虐待。但是这种状况，谁也不能加以改变。
直到我离开的时候，虽然一再替他申诉，也不能解决。甚至有一位“好心人”劝我：“你想你是主席的医生，替地主子女说话。如果有人将你这举动告了上去，你可吃不了，要兜着走。”
任何人替地主说话，即使是被冤枉的“地主”，也有可能因此惹祸上身。这就是毛的阶级斗争。因为原来的地主、富农，经过这十六年的“管制”，已经只有零星几人活下来，其他的早已死去，这些“子女”自然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毛说，阶级斗争贯穿整个社会主义这过渡时期，要五十年到一百年，那么这些“子女”的子女的子女，永远脱不了这一斗争的厄运。
后来，文化大革命初期，干部子弟，特别高级干部子弟提出的口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即曾盛行一时的“血统论”），正是这种阶级斗争观念的反映。?
中国农村的残败凋敝，阶级斗争的荒谬不公，以及我的无力感，在在使我心灰意冷。解放? 十六年后，中国农村不进反退，共产党的政权猛苛残酷。以前在封建时代，平民布衣仍有晋登龙门的机会，还有“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激励人心的认识。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体制，这些受“管制”的“子女”却永远不得翻身。?
我的确从四清工作中得到教诲，但不是毛以为的那种。我的疏离感更深。我对共产党愈加不满。高级干部在锦衣玉食，极其奢华的同时，农村农民生活之艰难超乎我的想像。共产党做了什么好事？毛的革命所带来的伟大转变在哪？? 我的四清工作队到农村来，是做所谓的“阶级斗争”工作，又有什么用？我们离开农村后，农民的日子仍会一如往昔。
我的政治不满越来越高涨，但我仍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