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GDP增速二季度增速仅为7.6%，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发出“稳增长”的强烈信号。
目前来看，“稳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分析说：“稳增长与社会稳定有直接联系，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社会矛盾容易被掩盖，公众对政府和社会前景普遍有信心，但如果经济一旦陷入低迷且难以提振，情况可能就变得非常糟糕。”
其实，早在今年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明确指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时，为稳定增长，中国随后密集出台了诸如实施结构性减税、加快项目审批、放宽民间资本投资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北京的“稳增长”定调无疑刺激了地方政府的“肾上腺”。一些地方正试图照搬4年前中央政府为了“保增长”而出台的 “4万亿”模式，以保持地方GDP的光鲜。
地方政府纷纷进京排队拜会国家发改委，希望这个实权部门审批核准各自的工业项目。从5月底，国家发改委已经开始核准一批批重大工业项目。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加快颁布相关文件或者加快推进项目上马，营造氛围。
7月16日，浙江省宁波市率先下发了《市政府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意见涉及消费减税、扩大投资、调整结构、科技创新等六个方面。被媒体称为“打响了全国刺激经济政策的第一枪”。
7月23日，江苏省南京市也随即发布了《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以响应中央政府的要求。
同一天，《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中期成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贵州省政府官网翌日披露，贵州省已经筛选出总额约3万亿元的项目编制重点投资项目，其中包括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50个省级重大项目和200个省级重点项目。
3天后，湖南省长沙市也宣称，今年要上马195个重大项目，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以期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激活潜在市场需求。
而就在中央举行会议的7月31日当天，中国很多地方的党政一把手也正在各地主持会议，在响应中央政策的名义下，部署当地的重大建设项目。
当天，远离北京的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了重点项目建设调度推进会，这个湖南省第二大城市的领导者在会上要求大力实施全市重点项目建设行动计划。根据公开 信息，今年，该市计划实施200个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1800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00亿元。截止6月底，200个重点项目已开工172个。
这只是湖南省投资计划的冰山一角。根据前不久召开的湖南省投资工作座谈会上透露的信息，今年1至4月，湖南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91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1%，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9个百分点。
而根据湖南此前公布的计划，“十二五”期间，全省总计投资会达到4.2万亿元。而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已经宣布了各自庞大的投资计划，皆动辄上万亿。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显示，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4%。据相关统计，截至8月2日，除湖北外，全国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公布了2012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其中，贵州增速最高，为58.1%。值得注意的是，全国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投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目前看，在内需和出口不振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能把“最后一根稻草”寄托在了投资上。中央在本轮“稳增长”过程中再次强调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地方政府在压力之下，当然也乐得举债大搞基础建设。
想象一下，这又会是新一轮的狂潮，狂热过程中，无疑增加了浪费和腐败的潜在风险。上一轮“4万亿”投资虽然对于拉动GDP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很多人 也质疑大量资金属于无效投资和低效投资，挤压了本来就非常紧张的信贷，使许多真正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无法得到信贷支持，对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世界著名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曾经批评过日本在1990年代初在正常财政预算之外投资1万亿美元用于一系列的“紧急经济刺激”项目。他注意到，即使是依照宽松的评价标准都没有任何必要的项目，为了刺激经济和保证就业而纷纷上马。
在《无形的大陆》一书中，他写到：“他们在没有几个学生就读的偏僻之处建造学校，在没人愿走的地方架起许多桥梁，在根本没有商业运输要求的地点建立超一流的港口。”
今天的中国与当时大前研一笔下的日本何其相似。过去几年，中国建设了那么多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桥梁、机场和高楼大厦，但最终这些耗费巨资的设施能有效发挥它们价值吗？没人知道答案。
大前研一还批评说，1992年，由选举产生的日本领导人急于帮助拥护他们的选民，就发行大量的政府债券来资助这些项目。
最近几年，中国为了刺激经济，也发行了大量地方债券来支持庞大的投资项目。在4年前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中央政府安排的资金其实只有1.18万亿元，剩余的大部分资金由地方政府自己配套。
2009年和2010年间，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余额达4.97万亿元，占地方政府债务总额的46.4%。而 据国家审计署的数字，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高达10.7万亿元。鉴于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2010年国务院不得不出台规范和清 理措施。
经过“4万亿”计划后，中央政府已经不再可能从国库中拿钱出来如当年那样补贴地方投资，此次中央希望地方自己解决资金问题，这种形式上的放权实则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融资压力，也增加了地方债务累积而带来的进一步的风险。
各地大规模的建设项目显然需要大规模融资，但目前地方政府财力有限，资金缺口巨大。比如投资热情爆棚的贵州省，2011年的财政收入也只有1330 亿元；而长沙市2011年全年的财政总收入也只有668.11亿元。虽然贵州省称3万亿为未来10年的累计投资，但贵州省未来10年财政收入综合估计也达 不到3万亿元。
“十二五”期间，动辄万亿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投资计划将面临更为严重的资金短缺，虽然没有一个权威的数据显示地方政府未来将面临多大的融资压力，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各地对资金需求的渴望和焦虑将是普遍现象。
随着各地稳增长序幕的拉开，人们担忧，一场更为疯狂的投资竞赛即将开始，而巨额的投资有可能加剧本来已经糟糕的地方债务危机，更有可能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
不久前，中金公司发布报告称，短期内对“稳增长”作用大、见效快的，仍然是增加政府基建投资。在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以及土地出让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中金公司建议称，适当放松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可能成为促进政府基建投资的手段。
虽然中金公司对于总体政府资产负债表状况持积极评价，但是，在中国经济整体下滑的压力之下，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的渠道似乎并不多了。
过去4年中国经济的表现让很多经济学家更为冷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马光远认为，仅仅为了短期的稳定再次放开货币水龙头，启动政府投资，加大项目审批的速度，长期看不仅无法稳定增长，反而会积累更多的风险。
他还提醒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比经济下滑更危险的，是警惕地方政府在“稳增长”的烟幕弹下，再次拿出庞大的投资计划，将政绩留给自己，将债务留给银行和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