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认为在南昌被下了毒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底，也就是我到江西三个月之后，北京打电话来叫汪东兴回去开紧急会议。我们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事这么急。我们在农村中几乎全无外界的消息。汪估计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回来。
几个星期转眼飞逝。入冬后，极冷，几乎天天下着细雨。我们无法下田，几乎无事可做。我的日子越形无聊，忧虑和疏离感加深。
汪在十二月底回来了。他见到我后，说：“没有想到我去这么久吧？”他其实没去北京，而是去了杭州，会毛。
彭真、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都出了问题。现在还没有公布，只是中央在开会。最后决定杨尚昆撤职，调去广东（原因是黑旗事件和录音事件），汪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并仍任握有实权的中央警卫局局长。
汪告诉我：“我说我不行，可以让陈伯达做。主席说他不行。我又提出让胡乔木做主任，我做副的。主席说胡乔木有书呆子气，仍叫我做。”
我说：“这么说，你升官了。”
这是共产党得权后，又一次大规模、最高层的政治动荡，一定会波及到中国社会的许多层面。汪东兴也郁郁寡欢。他回江西不只是因为四清工作还未做完，也是为了躲避这场政治风暴。他觉得只要大家都待在乡下，就不会闹到头上来。
录音事件后，毛对杨尚昆的信任便大打折扣，毛自然清楚这是更高的领导作的主──邓小平和刘少奇等──但他采用的策略是顺藤摸瓜。
毛一向就不信任彭真。毛几年前跟我说过，康生告彭有“反毛倾向”。康生告诉毛，彭真曾说过：“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红旗还是灰旗，还是白旗（指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有待证明。”
陆定一是宣传部部长，负责全国文艺。在毛的授意下，江青和柯庆施对文艺界展开点名批判，陆自是首当其冲。
我跟罗瑞卿一起工作最久，认识最深。罗非常重视毛的安全工作，对毛绝无二心。但他在建军问题上反对林彪──于是被说成反对毛。
我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便感到罗的政治地位堪虑。那时在北京西郊明十三陵，毛及其他领导人检阅了由杨勇率领的北京部队和杨得志率领的济南部队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但林彪没有出席，以示他反对罗的这种军事训练（罗当时推行群众性练兵运动）。
在这次的检阅中，有些表演项目很惊人，例如攀援四五层高楼，没有任何装备，只用手足攀登上去，并且不是少数的人，而是一个排的徒手士兵，相继攀上去。毛当时就讲：“我们目前还没有现代化装备，这种训练很实用。”
毛认为这次训练表演足以证明，落后未开发的中国，有能力战胜科技先进的北方大敌。毛说：“可见大并不可怕。世界上任何的庞然大物，都不可怕。苏联那么大，碰他一下，他也没有办法。只要知道对付的办法，貌似强大的事物都没有什么可怕的。这话我同罗瑞卿说过的。”
罗汲汲于推行中国军备现代化，对林彪提倡的“小米加步枪”理论──也就是毛的革命理论──公开予以鄙视，认为不合现代的战略。毛自然很不高兴。毛有次对我批判罗说：“罗瑞卿那么大的个子（罗身材高大魁梧，素有‘罗长子’之称），白浪费衣服料子。”
汪从杭州带回了一份由海军转交军事委员会，再呈给毛的文件给我看，我终于清楚罗政治危机的来龙去脉。林彪妻子叶群策划反罗的活动。毛在杭州时，十一月底，叶群由苏州乘飞机到杭州，向毛报告罗瑞卿反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即搞“思想”，不搞“军事”）。
毛赞同叶的说法。毛在报告上批：“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此后叶群又指使空军政委吴法宪“揭发”罗瑞卿说：“罗原本就不赞成林彪接任彭德怀，现在又想逼林交权退位。有一次，罗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太好，没听罗讲完，让罗走了。罗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
“原空军司令刘亚楼病重的时候，向我揭发了罗瑞卿一件大事。罗让刘亚楼向叶群转达四条意见：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叶群照顾好林总的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三、部队的事情多让他罗瑞卿负责。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叶群。”
罗在十二月中旬被撤销了军队方面的领导职务。
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因为元旦放假，大家想庆祝一下。早上我同吴旭君冒着细雨，走过泥泞不堪的田埂小路，到汪所在的生产队后田村去。到时已全身潮湿。只有四清工作队的人庆祝元旦。农民们不讲究过阳历年。
我们走进厨房时，大家正在和面、剁肉准备包饺子。我们也参加进去忙起来。就在饺子全包好时，上饶专区公安处张镇和处长坐着一辆吉普车来了。进到房里，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大家开玩笑说：“赶着来吃饺子，也用不着这么急啊。”
老张对着汪东兴、吴旭君和我：“长途电话线路接不通，叫了两个多小时也叫不到后田大队。今天早上三点多钟，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到铅山县，说毛主席在南昌生病了，要李大夫和吴护士长立刻去。你们还是马上走吧。这里开车去南昌，最快也要十一、二个小时。”
我说：“那么先回石溪大队，我取一下行李。”
汪说：“取什么行李，东西到南昌再买吧。再去石溪大队来不及了，而且要保密。去一趟石溪，太招摇了。你们直接走吧。”汪决定和我们一起走，他一方面担心毛的病情，另外一方面也想了解北京最近的政局演变。如果毛的病不严重，他就马上回后田。
汪坚持立刻出发，我们一口饺子也没吃就匆匆上路。赶到南昌，已经是夜里将近十二点钟。
江西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方志纯，还有省委几位领导都在等我们。方说：“毛主席来南昌已经有两星期了，这两天很不舒服，所以要李大夫马上来。”
我们随即到毛住的滨江招待所。这次张耀祠同毛一起出来负责全面工作。随同毛的还有机要秘书徐业夫、警卫处处长曲琪玉、和服务员周福明来照料毛的生活。毛的几位女友也在──护士刘、两位女机要员和专列服务员张玉凤。其余就是三个做饭的厨师，十几个武装警卫。毛身边的人全换一批，气氛迥然大异，我觉得很不自在。
我认识周福明最久，周跟我说事情的前后始末。原来十二月二十六日毛过七十二岁生日。下午吃饭时喝了点酒。饭后这几位“女将”陪着散步，出了招待所后门到赣江边上，虽然雨停了，可是风很大。毛觉得热，解开上衣扣子，敞着怀，受了风。不知怎的，毛和张玉凤又为了一件陈年往事大吵一顿。
一年前，毛发现张和另外一位一组人员来往，于是又嚷得一塌糊涂。为此，张来往的对象在北京待不下去，被调到南京。毛生日那天下午，又因为这件事，和张生气。
当天夜里毛咳嗽多了，开始发烧。大家着急，又没有办法，劝他找位江西医生看看，他不同意，最后毛决定叫我同吴旭君去南昌。
我走进毛的卧室。毛躺在床上，满脸通红，呼吸急促，咳嗽不停。
毛对我说：“已经有好几天了，没有挺过去，只好请你回来，没有办法。”我仍是毛唯一信任的医生。
毛的体温是摄氏三十九度六，感冒已转成急性支气管炎。我提出，最好是肌肉注射抗生素，可以快一些消炎退热，毛同意了。
早晨五点钟我与吴旭君回到南昌宾馆，汪东兴还没有睡，同方志纯几人在聊天等我们。汪听完报告后决定，如果明天毛的病转好，我们三人就回乡下。
第二天我和汪一起去看毛。毛已经退烧，咳嗽还厉害。他同意再继续治疗三天。毛叫汪东兴回去搞四清，我和吴旭君两人则留下。
这次随毛外出的“女将”有两位机要员、专列乘务员张玉凤、护士刘，一共四位。她们轮番陪毛，我很难找到空闲挤进去，看看毛。周福明也很少进毛的房间。他通常将从厨房拿来的饭或茶交给“女将”之一，由她端进去侍候毛。我去看病时，也小心不撞见这些人。
又连续治疗三天以后，咳嗽完全好了，可是又面临了另一问题。
我发现毛服用的安眠药量，已经超过以往用量的十倍，这使我十分担心，因为这一药量已经是常人的致死量了。毛对安眠药虽然已经有了耐药的反应，但是如此大量的安眠药天天吃下去，势必会发生毒性作用。我如果仍在铅山县石溪镇搞“四清”的话，对于这事情我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可是现在我回来了，对此不能放任不管。
一组几位人员告诉我，自从政局开始紧张后，毛的安眠药药量逐渐加大。毛的失眠和政治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去年十一月底，叶群赶到杭州向毛告了罗瑞卿，十二月八日到十五日，毛到上海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撤销了罗瑞卿在军队方面的领导职务，由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在这些天里，毛经常日夜不睡，即使增加安眠药量，也不易入睡，而且养成了这么一种习惯，不打算睡觉时也吃安眠药。
我回南昌后一星期，有天半夜我去见毛。毛躺在床上看《后汉书》。他看见我进去，将书放下。毛说：“病已经完全好了，你这个郎中还是有点好药啊。”
我笑了笑说：“药还是很普通，主要是对症。”
毛伸手拿了一本小册子，交给我。我一看标题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刊登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的《文汇报》的一篇文章的排印本，作者是姚文元。
我弄不清姚这文章的意图。毛曾亲自大力鼓倡海瑞的戏。这出戏的编剧吴〔日含〕是北京市副市长兼北大教授。除此之外，吴还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明史专家。毛对明史一向极有兴趣，常找吴来闲谈讨论，许多次我也在场。这新编的《海瑞罢官》一戏，是吴〔日含〕响应毛的号召。我无法了解为何会遭到批评。
毛告诉我，这文章是江青和张春桥共同商量，由姚文元执笔写成。
这文章酝酿多时，始于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以后。当时会上有许多干部将彭德怀比做现代海瑞，并认为毛和嘉靖一样，没有接受批评的雅量。江青敏感地嗅出戏剧家的所谓“反毛”倾向。她在看了《海瑞罢官》之后，立刻认定吴〔日含〕暗暗支持彭德怀。
然后江青找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周扬，提出组织写作力量，批判吴〔日含〕写的京戏《海瑞罢官》，没有得到彭、陆、周等人的支持。毛向江青授意，可以找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但柯于一九六五年四月突然去世。江青便找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办理。张指定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按江青的意图写作。毛直到要刊出前才看到这篇文章，事前并不知道内容。这文章主要批判吴〔日含〕及同情彭德怀的人。其他各报此时理应群起响应转载，但它们竟然置之不理。
毛那晚极为光火地跟我说：“《文汇报》上发表过，北京的各报就是不转载。是我
讲了话，过了十九天才在北京见报。你看，他们厉害不厉害。”
我听了这些话，好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毛的意图。我当时自然不会知道姚这篇文章会成为毛吹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幕的号角，尤其不知道毛说的“他们”指的是些什么人。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才完全明白，毛所说的“他们”，包括了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我跟着又说：“另外还有一件事。这个时期，安眠药吃得太多了，已经超过以往用量的十倍。”
毛说：“有这么多吗？”
我说：“我查了每天的用量，照这样下去，会发生不利的作用，对身体不好。”
毛说：“那么怎么办呢？”
我说：“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给你重新调整药量。”
毛问我怎样调整法。我说：“我准备用一些葡萄糖装在外形相同的胶囊内。这样真假夹杂服用，可以减下安眠药量。”
毛说：“那好，你去准备，向护士长和护士交待清楚。”
我刚要退出去，毛又“喂”了一声，说：“我看这里有毒，不能再住下去了。告诉张耀词，立刻去武汉。”
我多年前于成都便意识到毛似乎有被迫害妄想症，他那时怀疑游泳池被下了毒，现在看来毛的情形是更严重了。毛以为他在南昌生病是因为招待所被下了毒。在我看来所谓的毒是“政治”──高层共党领导之间的明争暗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