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盛京”之称的沈阳，正陷入愈演愈烈的“罢市”风波。
网间日前开始流传“沈阳店铺关门”图片与消息，随后媒体跟进，原因是市场风传有关部门将开始“严格打假”，由于打假“太狠太严”，担心“动辄重罚”，不少店家“宁可关门受损，也不开门迎接检查”。随后，沈阳当局在其官方微博称：一些经营业户因受不实传言影响，关门停业。沈阳未采取集中整治行动，更未采取高额罚款措施。
不过，官方辟谣并不能消解民间担忧，除了沈阳，“罢市”在附近县市也已经蔓延开来近期，甚至有微博爆料沈阳网友因发布商户关门信息，而被公安带走。
在历史上，沈阳不乏“罢市”传统，不过那是“九一八”等尘封往昔，如今沈阳重现“大萧条”，到底为哪般？传言力量缘何如此大？
一叶知秋，“罢市”与经济下行难脱关系。继中国经济增速二季度数年来首度“破八”之后，当前经济疲弱趋势不改，唯一悬念或许在于硬着陆还是软着陆？宏观数据争议还在持续，不少经济学家们已预计三季度经济即将企稳，现实情况很可能没那么乐观。
经济下滑，除了企业层面冲击首当其冲之外，地方政府也深陷财务困境。一个有着投资冲动的地方政府，永远处于资金饥渴之中；而伴随着卖地收入以及税收的下滑，习惯不受束缚花钱的某些地方政府难免将“闲不住的手”再度伸向民间。
在沈阳市2012年预算报告中，亦特别提到财政压力 “‘十二运’筹办、沈阳经济区建设等，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财政保障任务艰巨，收支矛盾突出”；而今年上半年，沈阳GDP同比增长11.1%，对比之下，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20.3%，今年五月沈阳非税收入增速为56.5%，其中各类罚款费用功不可没。
也正因此，沈阳“罢市”看似偶然，却是逻辑的必然，也不会是孤例。无论光天化日之下的横征暴敛，还是倾一地财政之力挽救民企赛维，看似政府之手一予一夺，其实都是一个硬币的两边，无非是不受约束的地方政府权力的翻云覆雨。正如笔者多次强调《预算法》对于每一个人公民的重要性，没有约束的支出必然导致没有约束的征敛，而没有约束的征敛必然导致市场的衰败，这是一个循环的“怪圈”。
更长远地审视，中国经济为什么发展？过去三十年的增长动力来自廉价人力、改革开放、加入WTO推动，其中经济学家张五常更是盛赞地区竞争制度。
张五常做了一个很流行的比喻，“北京当局是大地主，拥有中国的所有土地。大致上，他们把土地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数以百计的县，而县又再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无数用家”。其中，税率就相当于以前的租赁分成率，通过竞争的作用地方政府甚至可以使得地价从很高下降到零之下，通过县之间的竞争，会达到最高效能的资源使用。
这是地方竞争模式的1.0版，但是如今这一模式悄然变异。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一所谓“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精彩的分成制度”，其优点一方面被过分神话，另一方面长期弊端也开始逐步显现，这一理论甚至面临破产边缘。
换而言之，地方政府作为“中性政府”的土壤已正在变化。中国的地方政府以往的优势在于“每个县是一家公司”，争取土地租金总收入的极大化；如今，某些地方政府不仅变得越来越像一家注重短期盈利的公司，而且越来越不满足于民间的以往分成比例，往往成为当地市场最主要的玩家。
减速之下，往昔的繁荣图景裸露出另一副萧瑟面貌。以往的地方发展“唯GDP论”，或正进一步异化为“涸泽而渔”冲动，也正因此，每每出现地方政府收回承诺的新闻，“让大家都去赚钱”论调也见怪不怪。
无论地方竞争模式抑或财政联邦主义论，都旨在肯定中央政府之下的地方分权模式的活力。但是凡事皆有代价，世间没有一成不变或包治百年的经济良方，长期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等，权力与约束的不对称，必然导致地方政府将对上不对下负责的弊端持续放大，地方政府行为失范的案例不绝于耳。
更一步看，以往地方政府的竞争，“优势”或在于规则的暧昧性，所谓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甚出现地价为负，其分配过程也充满计划甚至寻租色彩，不过是政府行为不受约束又一鲜活注脚而已；如今，伴随着资源逐渐用尽与税源的紧张，而民间或者民企对于透明规则的渴求却与日倍增，以往的竞争模式可能会呈现“逐底竞争”的逆转，或将激化官民利益日渐对立，导致社会矛盾升级的焦点。
现实往往先于理论，庙堂之高难及江湖之远。中国社会的转型，如何规范地方政府将成为成败关键，而如今各地类似沈阳案例的四起，表明当前地方政府激励存在扭曲，问责制度亟需重新确立。正如笔者曾在《从什邡到启东：应该如何“维稳”？》中呼吁，地方政府竞争的模式应该有所进化，从一个越来越像公司的政府回归政府的中性角色，权力和责任的边界应该进一步厘清。
“满城尽是卷帘门”这一看似荒诞的现实之外，却无比真实地折射了中国式抗争现状：在诸多力量不对等博弈之中，弱者的一方往往已经使出最后一招地步，也就是“退出”。
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从沈阳小商贩关门大吉到富人集体移民，乃至资本外流，“用脚投票”的逻辑无处不在；“不和你玩了”韦小宝式逃遁之下，只是弱者及时止损的无奈出路，这对于各方都是双输，甚至，这一局面或本可以避免，应从行政权力从内到外的监督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