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德之间曾存在秘而不宣的交易：直至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为止，西德向东德赎买了上千名政治犯的自由。西德出于人道因素参与买卖，东德则是为了经济考量。
德国前总理阿登纳亲自批准了一项充满着政治爆炸性的决议。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1963年10月2日首次有8名东德囚犯重获自由。他们搭乘巴士穿过德国境内的瓦塔-赫勒斯豪森边境检查站。共产党政府向载满数百人的货车收取20万5000德国马克的赎金。这段东西德时期的历史首次在一个单一主题的展览中被展出。主题为“赎来的自由：逃离东德监禁”的展览将在柏林的马琳菲尔德避难营纪念馆展出至2013年3月底。
展览叙述了六个因为政治因素遭到囚禁的家庭或个人的命运。其中包括在1973年试图从捷克斯洛伐克逃往奥地利、来自德累斯顿的科尔贝（Kolbe）家族。科尔贝家族的计划最终失败，父母被逮捕入狱。1975年5月，西德买下他们的自由，两人又经历了四个月的等待，最后终于在西德与两名儿子团聚。参观展览的民众可以透过访谈视频，深入瞭解科尔贝夫妇是如何克服这段希望和恐惧交织的日子。
柏林的马琳菲尔德避难营纪念馆举办主题为”赎来的自由：逃离东德监禁”的展览
律师出面交涉囚犯的自由
东西德的民众对双边政府的政治犯交易并不知晓，因此被赎买的犯人有义务对此保持缄默。虽然不时有流言传出，但官方不曾确认此事。东德律师沃格尔(Wolfgang Vogel)和西德律师史坦格(Jürgen Stange)是交易的幕后重要推手。据柏林马琳菲尔德避难营纪念馆纪录，他们曾长年保持通信。
东德律师沃格尔(Wolfgang Vogel)
信件中的措辞平淡，有如一般的商业往来信件。信件背后却暗藏着许多人的命运，阅读这些历史信件令人感到抑郁。沃格尔在一封1973年8月20日写给史坦格的信件中说：“提交的名单正在审查阶段。目前无法公布准确数字。”这样的字句意味着双方正交涉东德囚犯的赎金价格。马琳菲尔德避难营纪念馆负责人埃弗纳尔(Bettina Effner)解释说，犯人的家庭关系、健康状况和职业在交易中起着重大作用。她分析东德政府的逻辑称：“医生和工程师更有价值。”
两次身陷囹圄的韦维克
女医师韦维克(Renate Werwigk)
若囚犯是东德政权迫切需要的专业人才，通常较难以被列入交易名单。来自柏林的女医师韦维克(Renate Werwigk)便面临上述情形。1963年，她试图追随已经逃跑的兄弟，穿越一条帮助囚犯逃跑的人士所挖掘的隧道前往西德。东德秘密警察听到风声，韦维克和她的父母因此被判处多年监禁。
在她获释后，韦维克联络了律师沃格尔。韦维克告诉德国之声，沃格尔起初认为她前往西德的希望渺茫。最后，沃格尔想出了办法，他要求韦维克再次被囚禁。在她尝试用一本假护照从保加利亚前往土耳其失败后，她在1967年再次被判刑入狱。一年后，西德释放了一名东德间谍并支付10万马克，终于将韦维克赎出。
新教教堂参与其中
法学家雷林格(Ludwig Rehlinger)
为了避免暴露出政治犯交易的情形，联邦政府委托新教教会的执事工作会对东德囚犯赎买一事进行财物管理。由于西德的教堂自1957年起便在东柏林提供物资，因此被西德用以掩饰政治犯交易。
当时的西德全德事务部负责处理此事。法学家雷林格(Ludwig Rehlinger)表示，赎买政治犯一直是一门利益丰硕的交易。他在展览会的一份详细视频采访中谈及了自己作为谈判代表的经验。
直至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共有8万7000名东德市民入狱，原因是他们曾试图逃跑、或被东柏林的掌权者视为在政治上“不可信赖”的人物。西德赎买了将近3万4000名“社会主义之敌”。只有1963年的第一次交易是以现金付款，之后则转变为以囚犯交换物资。交换的内容完全视长期经济短缺的东德当时的所需而定，由联邦政府向东德提供粮食或石油，有时钻石也是交易品。
“赎来的自由：逃离东德监禁”
“现在是联邦公民”
展览会策展人哈尔德(Lucis Halder)形容赎买囚犯是“创造货币的一种形式”。东德获得价值超过30亿马克的货物，这是东德人自由的价格。他们来到西德后第一站是前往黑森州吉森的“联邦接待中心”。该中心的负责人多尔 （Heinz Dörr）对初来乍到的人们的欢迎词是：“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现在是联邦公民了。”
原标题: 东西德的政治犯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