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奉节县万胜公社清水大队社员杨某，出生贫农，平时有点吊儿郎当的，爱和熟人开玩笑。当时男女老少胸前都戴毛泽东像章，1972年初秋的一天，生产队出工时，杨某看到一中年女社员丰满的胸脯上戴一枚大像章，便指着那妇女的乳房说：“毛娃娃天天吃女人的鸡鸡（奶水），难怪长得那么胖。”他的话惹得女人骂，男人笑，事后传到公社革委会。革委会组织大会，揪斗杨某，称其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区公安特派员代表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当场宣布逮捕法办。
两个中学同学在天津国棉三厂参加学工劳动，一天清早，下了夜班，一起往家走。走到半路，看见地面上有一枚很大的毛泽东像章，二人眼前一亮，同时跑去争抢那个像章。眼看跑到了，一位伸脚一踢，把像章踢出老远，另一位则飞跑过去，抢到了那枚像章。学工劳动结束后，老师在班上宣布对前一位同学实行停课，要他进学习班坦白交待问题。他实在想不出自己有什么错，老师告诉他，那天抢像章，他用脚踢了像章。回家后，他把此事告诉父亲，第二天其父戴着红袖章去见老师。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解释，老师才接受了那位学生家长说法和认错：他的儿子是由于实在太热爱毛主席了，才踢了一下毛主席像章，并不是仇恨毛主席，请老师们原谅。
福建一位社员，其子因与邻居小伙伴争夺一枚毛泽东像章而打架，他一怒之下夺过像章骂道：“你抢什么死尸，我砸了它！”有人指控他咒骂毛主席，被送进学习班。
李树鸣是松花江支流小叶河畔二里屯的插队落户知青。1970年9月18日，李树鸣与其他四位知青到小叶河对面的山上搞小秋收。下午四点多，老天突然变脸，狂风大作，雨点散落，大家急忙背起箩筐向河边跑。船工姚大爷一面解缆，一边吆喝上船回程。驶至河心，风高雨大浪急，上游漂来的一艘小船被黑浪打翻，船上四人全部落水，在水里呼喊、挣扎、沉浮。十八岁的李树鸣是游泳健将，十三岁时曾获黑龙江省青少年游泳赛蝶泳二百米亚军。他急忙招呼姚大爷：“快把大家送上岸，你再把船摇回来。”说完跳入水中，向落水者游去。李树鸣先就近安置好死死抱着船桨浮出水面的小船工和小船工身边那个沉浮不定的男子，叫他们抓住船桨，不要惊慌，并指示他们朝姚大爷的驾驶的小船方向使劲划水，接着又潜入水中向不远处另外两个忽隐忽现的人头扑去。姚大爷的船赶到，将那两人拉上船，向李树鸣摇去。远处，李树鸣又救起一人，小船及时赶到，将那人拽上船。这时河面上已看不到任何人影，正在万分焦急时，有人发现不远处的水面上，李树鸣正与一落水者撕扯。那人拼命要抓树鸣，树鸣千方百计躲避他，最后树鸣拽住那人的头发向小船游来。小船赶紧向他们划去，到了跟前，那人在空中乱抓的双手一下子抓住了向他伸来的木浆，死死抱住再也不肯松手。树鸣在水里托着他，船里的人向上拉他，最后将他拽到船上。等船上的人再向树鸣伸出船桨时，只见他无力地伸出左手，右胳膊却只露了几次胳膊肘，然后人沉入水中，再也没有浮出水面。船上的人一起大喊：“树鸣！树鸣！”岸上的人也同样狂喊：“树鸣！树鸣！”河面上除了奔腾汹涌的涛声，就是雨水击打水面的哗哗声。
李树鸣落水失踪的消息传到村里，队长立即带领大家跑步来到河边。为了不让树鸣漂走，附近的驻军战士在河的下游布下挡网，沿河的渔民都赶来打开网具，一遍一遍地划船拉网搜索。晚六时半左右，李树鸣的遗体被找到，他的头发有些散乱，神情宁静安详，右袖口有个破洞，牢牢地套在胸前的毛泽东像章上，使他的右手无法伸展。人们明白了为什么李树鸣最后时刻只伸出左手，而右胳膊只露了几次胳膊肘：是这枚毛像章挂住了树鸣的右臂，从而使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失去了伸出右手获救的可能。
有人抱来被子，盖住李树鸣的遗体，然后用一扇门板将其抬回大队部。整整三天，全村人自发为他守灵。被救起的四人是县造纸厂的职工，他们凑钱买了一口新棺材和一套新衣服，由那位小船工送来。小船工名叫方正，他说那三人不能来，因为他们是被厂里揪斗的牛鬼蛇神。加急电报一次次打到李树鸣家里，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家属没有一个来奔丧。9月24日，公社革委会主持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革委会冉主任说：“李树鸣同志，用自己舍己救人的行动，证明了‘可教育好子女’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茁壮成长，我们要为他申报革命烈士称号。”造纸厂革委会派人送来了花圈，但还是没允许那三个被救起的牛鬼蛇神参加追悼会，他们的亲属却来了五马车，四十多口人。第二天，县报登出一篇醒目的文章《知青的楷模——李树鸣》。李树鸣实因右胳膊衣袖被毛像章套住不得逃生而被淹死，这篇文章却说：“在他生命将要走到尽头时，还念念不忘胸前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右手牢牢地护着像章安详地走了。”
一个多月后，李树鸣的妹妹陪着妈妈来了，原来那一封封电报她们根本没收到。全家已随“叛徒”父亲被赶回农村原籍监督劳动，是亲属后来告知了树鸣的死讯。儿子死了，父亲因为是“叛徒”，不能来凭吊。从李树鸣的坟地回来，当初与李树鸣一起去搞小秋收、亲眼目睹李树鸣死亡全过程的刘海鸥，与其他几个知青一起直接去了公社，准备从公社取回李树鸣的烈士证，让树鸣的家人随身带走。公社革委会冉主任说：“所有材料我们已报到县里，留下你们的联系地址，回去等着吧。”冬去春来，转眼到了1971年5月。一天，刘海鸥接到李树鸣家人的来信，询问李树鸣烈士证书的事。海鸥很吃惊，怎么都八个月了还没办下来！他立即去公社询问，公社叫他去县里，县革委会解释说：上面有的领导对李树鸣救三个牛鬼蛇神有异议，认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时期，什么问题都要站在阶级立场上分析处理，舍己救人也同样有它的阶级属性，“亲不亲，阶级分”，否则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就无从谈起。追悼大会公社已开过，县里的报纸也宣传了，此事就这样了。这个回答令小叶河两岸八个知青点的一百多号人怒气冲天，大家纷纷派出代表去县革委会质问他们两个问题：一、李树鸣在救人时难道还要先查档案再施救吗？二、如果事前知道那三个人是牛鬼蛇神，难道在水里将他们掐死就对吗？三天后，军代表出面向他们解释：“大家先回去，我们一定会把同志们的意见向上级反映，千万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要被阶级敌人利用。”十几天后，县民政局通知他们，由省军管会批准的《因公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已颁发给了李树鸣的亲属。
十多年后的1984年，一天，李树鸣的妹妹突然找到刘海鸥，说：“上面通知我们，到民政局将我哥的光荣纪念证换发为新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人家审核后说，你的这个旧证到此作废，新证不能换发。我们不知道咋回事，请刘哥给我们想个办法。”几天后，刘海鸥基本摸清了问题所在：当年县革委会将李树鸣的死因写成“为护卫毛主席纪念章而英勇献身溺水死亡”，而这个死因不符合1980年新颁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所以家属被告知停发新证。刘海鸥等几位知青朋友找到当地县政府，重新申明李树鸣之死的真相，还找到当年被救的当事人出具证明材料，经过近半年奔波，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终于交到李树鸣的妈妈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