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演变
1949年之后，对敌对分子、敌对阶级的认定，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确认，随着中共革命和建设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演变。这里，我引用我的同事丁明清（化名）同志在《关于专政对象的演变》一文中的论述：
中共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对象，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群体，它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显现和更新。对于专政对象的界定，从来没有履行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没有进行科学论证，没有征得大多数民意认可，而是国家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根据政治需要的随意施为。所以，这是一个不确定的、随时可以发生变化的、命运难卜的人群。
专政对象，随着革命形势的演变，不断扮演着进入、退出的角色。演变的脉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9～1953）
专政对象被统称为“反革命分子”。
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官方对反革命分子界定为“五个方面的敌人”：
土匪头子，中队长以上，惯匪；
特务；
恶霸；
反动党、团、军、政、警、宪骨干：党，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区分部委员以上；团，三青团分队以上；军，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军队连长以上；政，政府科长、乡长以上；警察，警长以上；宪兵，排长以上；
反动会道门头子：点传师以上或相当于点传师和职业办道人员。
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53～1966）
对专政对象的称谓，简称为“五类分子”。
第一类：地主。1955年，第二次镇反运动中，把不法地主列为打击（专政）对象。以后的工作实践中，取消了“不法”二字，守法地主也是专政对象。
第二类：富农。和地主同等政治待遇。
第三类：反革命分子。这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政治术语，它像一个“筐”，凡是当局认为对政权构成危害或可能构成危害的人，都可以往“筐”里装。例如，除了第一次镇反中界定的“五个方面敌人”外，凡历史上担任过反动职务、有过反动行为的人（敌伪军政警宪骨干、托派、汉奸、叛徒、帝国主义分子、买办、洋奴等），以及虽无反动历史问题，但具有现实危害的人（现行破坏活动，反党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则分别称为历史反革命、新生反革命，归于这一类。
第四类：坏分子。毛泽东对坏分子有个笼统的界定，他说：“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第五类：右派分子。1957年“阳谋”论的受害者。
1959年，庐山会议后，划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享有右派分子的同等政治待遇。只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风云变幻，他们中一部分人退出了牢笼，一部分人仍受煎熬。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这个时期，划定专政对象的工作，是混乱、无序的，为所欲为的。专政对象的通俗称谓，叫“牛鬼蛇神”。沦为此类者，遭到法西斯式专政手段的非人折磨与摧残。
对专政对象的具体称谓，除了沿袭旧的名称外，新的花样有：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
资产阶级分子；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
保皇派；
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家属、子女）；
臭老九（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
在湖南省的邵阳地区，当地的造反派在驻军的支持下，划定21种人为专政对象，大肆杀戮，致资江漂尸月余。他们的身份是：
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叛（叛徒）、特（特务）、走（走资派）、臭（知识分子）、党（国民党）、团（三青团）、民（民社党）、青（青年党）、军（国民党和汪伪军人）、政（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工作人员，含保长、甲长）、警（国民政府警察）、宪（宪兵）、会（会道门分子）、卜（算卦先生）、巫（巫婆）、神（神汉、迷信职业者）。
那个时候，有人把这“二十一种人”，编了一首顺口溜。即：
地富反坏右，叛特走，
后面跟上一个臭老九。
牛鬼蛇神没个完，
还有军政警宪民青和党团。
会道门，算卦仙，
巫婆神汉站两边。
四、改革开放时期（1978～ ）
毛泽东从“神坛”上走了下来。列为“祸国殃民的余孽们”悉数“归位”。接着，党内的一代人杰胡耀邦，连续动了几次大的手笔：真理标准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右派改正，地富资本家摘帽，一律释放在押国民党军政人员等，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革。那种随意划定专政对象，限人以罪的恐怖勾当，已成历史陈迹，就连“反革命”这个人人恐惧的“罪名”，也从法律条文中删除了，成为一种政治术语。
那个时代所划定的“反革命阶级基础”，后改为“反革命社会基础”，丁明清同志在《反革命基础》一文中写道：
反革命基础，这是中国公安工作的专用名词。它的全称，叫做反革命分子赖以生存与活动的社会基础，或叫反革命社会基础，也有称反革命阶级基础的。这个称谓指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社会群体。
名称的由来
1954年，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宣布结束。同年6月30日，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中国公安工作将由群众运动转入经常斗争，重点加强隐蔽斗争中的侦察工作，打击隐蔽较深的反革命分子和特务、间谍。为此，调查、监控他们赖以生存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的工作，便被提上了日程。
涵盖的社会群体：
反动阶级的人们：那时的反动阶级，是指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子女。特别是被处决和关押者的家属子女；
敌（国民党）、伪（汪伪）、军、政、警、宪人员；
知识界的反动分子；
社会游离阶层。乞丐、妓女、艺人、卜巫之类；
民主党派、宗教、民族上层中的反动分子。
并不是上列特定社会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是反革命社会基础，统通被列为调查和监控的对象，而是有选择的。凡选择列为调查、监控对象的人，还要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一般地说，在城市，由公安分局审批；在农村，由县一级公安局审批。如果把有影响的高级人物列为反革命基础进行监控，还要由更高一级的公安机关批准。
实施监控的执行人员，一般由公安派出所的户籍民警承担。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一批人实际上是国民党”。他把阶级斗争的对象已经由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出身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把这些人定性为“国民党”。
“文革”的第二年，1967年春，公安部长谢富治视察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华门派出所，要求公安机关以实际行动支持造反派，支持红卫兵，允许向造反派、红卫兵提供公安机关掌握的“牛鬼蛇神”，包括反革命社会基础名单。
各地效仿北京。造反派、红卫兵手持公安机关提供的名单，私设公堂，随意确定、升级、扩大专政对象的范围，打砸抢烧杀，掀起“红色恐怖风暴”，全国大乱。湖南零陵地区、邵阳地区的造反派成立的“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各杀戮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数万人（吴清濂《难忘196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广西《联指》造反派，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庭”，采用枪决、木决、石决，推下山岩摔死，推下水淹死等杀戮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数万人的惨剧（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调查组报告，1983年12月）。
可以说，在1949年之后的30年里，是人们不断受到各种政治运动“革命洗礼”的时代，是人们不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在这样的政治生活环境中，“斗争哲学”大行其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