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台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48岁局长梅健敏，15日上午从台城环市中路5楼跳楼身亡，死者跳楼前曾将该局副局长刺伤（2012年8月16日中国新闻网）。
据调查死者近期曾出现较大情绪波动现象，突然用剪刀将副局长简某刺致轻微伤，然后在办公楼顶层跳楼身亡。梅为什么要将副局长简某刺伤？梅健敏出现较大情绪波动？什么事情被逼到了非死不可程度，这让人费解。
这些官员往往享有优厚的生活条件、有令人羡慕的美好幸福家庭。他们一再以极端惨烈方式突然离去，让人很难接受和惋惜。他们难道对一家老小全无牵挂，即使为家人想一想，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除非有什么情非得已苦衷？
要说现在官员工作压力大那很不现实。我国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副职太多，往往达两位数，中层干部更多，他们人浮于事，多少该问的事情却根本不问，如此哪来工作压力？即使有工作压力也不应成为自杀理由。中国有句古话“好死不如赖活着”，官员如果工作压力确实压到想死的份，何不干脆辞职保命，享受一分高薪，即使回乡刨田务农享受田园之乐，也比自杀好！因此工作压力大绝不是官员走上绝路单纯原因。
如是自身权力受到强势竞争对手挑战威胁，地位受严重影响以致恼羞成怒。虽如此最多职务被变动，职权虚化，但依然可以享受一份优厚待遇，不至于因此走上绝路。
如进入反贪部门视线，或相关连人物被双规，担心被牵扯，造成压力过大，心结无法解开，走上轻生之路，倒是合乎情理。
如是自己有明显腐败问题被相关人员抓住小辫子，被内部人员举报，这却很让人信服。如果这样副局长简某显然是为了谋求上位参与举报，以致让梅健敏恼羞成怒。
当然如是受到利益集团威胁，对方势力较大，自己又有把柄被逼自杀。那样可保护更多大贪官，如是则意味被杀人灭口，却又绝非自杀的问题了。
近年来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多发：7月4日早晨7时许，江苏邳州地税局某分局副局长姚某从其居住的文景苑小区七楼坠楼。姚某全身多发性骨折，医院正全力救治。6月11日上午10点，四川泸州科技科科长康燕平，从市计生委大楼4楼坠下死亡。6月7日凌晨，广西崇左市人大副主任黄统高在南宁市一小区坠楼身亡。5月2日下午4时，湖南桂东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善斌在县委政府大院老办公楼坠楼身亡。5月6日晚6时30分，湖北赤壁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城投公司党支部书记肖太礼，在该市行政办公楼坠楼身亡。2月17日凌晨，广东韶关市武江区委书记苏力被发现在其住宅内自缢身亡。今年仅几个月，已知见诸媒体的官员自杀案件已有7例。2011年见诸媒体自杀的厅级官员就有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卢永军从办公大楼跳楼身亡，辽宁省农村信用联社主任袁卫亮被发现溺水自杀，这两位官员一被官方被称有严重神经衰弱，一个称被患抑郁症。让人尤其感到震惊的是2011年8月27日，湖北省公安县纪委干部谢业新，被发现在办公室自杀身亡。因极其残忍的“11刀”结束生命，一度引发舆论对官方“自杀说”强烈质疑。用著名博客时评人周蓬安的话说：“这么多官员宁死不辞，令我等局外人始终想不通。”莫非不自杀就一定死路一条，不然何至如此？
官方一再公布的调查结论表明，除个别官员确因涉及腐败而畏罪自杀外，多数自杀因工作压力大导致长期心理抑郁所致，但这一结论不能让公众满意。官员权力和金钱交织在一起，权力为其攫取和聚敛财富铺平道路，而金钱为其获得或腐蚀更大权力提供资本。这时有什么理由选择死亡呢？每一次莫名其妙官员自杀，每一次冠冕堂皇荒唐处理，官方结论都给政府留下一些损伤公信力后遗症，这也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
不得不说在光鲜的权力背后，扭曲的官场怪现象扭曲着官员心灵，不健康的官场生态造成心理压力过大。官场环境又决定他们“心病”难为外人道，压力无法纾解。你茫然、无奈，无法突破行政体制牵制。官场需要高度警觉地处理微妙关系，这也是令官员们感到烦闷、劳累和无奈的地方。但因此导致自杀，官员们不也是太脆弱了吗？
官员自杀根本绝不是什么抑郁症，他们肯定是做了权衡之后才选择了这种方式结束生命。无论如何权势者自杀本身就是官场不正常现像。官员屡屡自杀疑窦丛生，不知背后因此隐藏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不知背后掩盖多少政府丑闻？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