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样的？这是个学术问题，但也是个实际问题。
经济学家们当然可以摆明观点，然后条分缕析地去阐述、去论证；但对于各国政府的决策者们来说，最重要的却是要考虑，对于这已经来临或者即将来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到底应该如何面对和应对？如何才能保证自己的国家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不落伍，甚至跻身前列，成为领导者和引领者？
不论学界怎么争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和特征，也不管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否已经全面来临，我们都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世界经济，已经处在又一次大变革的前夜，某些前兆已经显现。
数字化制造和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虽然近几年还没有产生足以改变全球经济格局、导致全球产业重组的重大技术突破，但似乎已到临界点，此种突破呼之欲出。有信息表明，潜在的新能源技术的突破，有可能改变目前的全球生产格局，乃至于颠覆长期存在的地缘政治格局。用唐老鸭的话说：游戏开始了！新一轮的全球竞争，实际上已经展开了，在国家间，在企业间，在产业领域、技术领域、商业领域和社会领域里，不管我们是否清晰地感受到了。
或许我们并没有多么明确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但日益强化的竞争，以及我们目前越来越凸现的发展困境，还是让我们意识到了或隐或显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压力，并试图应对。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的推出，可算一项具体的应对措施；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强调，也可算是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战略选择。但毋庸讳言，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目标和过程意义更重于实质意义。
制度短板明显
坦白地说，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竞争中，已经落了后手。
这个“后手”，主要的并不是指中国的产业发展水平低、技术落后、研发能力弱等技术因素，而是指创新要素、市场环境、法律体系、政府管制等等制度性因素。鄙人之见，技术因素是好弥补的，不会成为中国参与新一轮全球竞争的根本性桎梏；制度因素却是难以改变的，其改善进度如何、程度如何，都将直接决定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地位和国际竞争的成败。
笔者没有深入研究过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但个人认为，本质上说来，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用尽可能少的资源加尽可能多的智能，生产尽可能大的使用价值。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是人的智力。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等机器的出现，机器比人工体现了更高的效率和生产力；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核能、电子等出现，技术的因素更加重要，生产力再次出现飞跃；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数字化制造与新能源、新材料的出现，人的智能因素成为决定性因素，甚至在生产成本、产品构成中都有了颠覆性变化，即资源或者物的成分在产品中的比重大幅度降低，而人的智能、人工成本成为产品的主要构成。
从这个角度说，我不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意味着产品中劳动力成本下降，恰恰相反，劳动力成本中的体力成本会下降，但智力成本会大大上升，总体劳动力成本将成为主要成本——这是与迄今为止以资源（物）成本为主要成本的生产模式不同的关键点。我也不认为中国人在这种智力竞争中一定成为失败者，恰恰相反，个体的中国人胜出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智力、技术、体力、精神、商业等要素可以结合最好。
遗憾的是，团体、国家竞争要靠制度维系，而我们在制度要素竞争中，却存在着致命短板。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我们极为缺乏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企业！而这是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根本和基础。创新型人才和企业的匮乏，当然不能用个人素质、企业追求来解释，而只能取决于是否具有批量产生创新型人才和企业的制度环境。可我们的教育体制、科研体制、法律体系、市场体系等等方面，无疑还远远不能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
实体委靡源于“人祸”
我们当然也有我们的竞争优势，如我们的雄厚国力、产业基础、人力资源等等。但遗憾的是，我们是否能够把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成为我们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和手段？目前来看，颇令人担忧。
最为明显的一个现象，是近年来实体经济的委靡。有人说，目前的经济基础，是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可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累赘或者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摧毁。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反而认为，即使是智能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仍然需要建立在以往的产业基础之上，而不可能完全推倒重建，或者原来一穷二白的国家，就可以依凭第三次工业革命跨越式发展，一越而为领先国。
因为人的要素、企业要素，尤其是制度要素，都是在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累积起来的，这些要素的竞争决定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败和位次，不可能凭空产生出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新型经济强国。所以，从这点来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市场化，造就了中国参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竞争的最重要基础。
但遗憾的是，由于认识问题，更由于体制问题，中国近年来的很多政策措施人为缩小了实体经济的生存空间，恶化了实体经济的生存环境，逼退了民营资本，也逼出了部分外资。这实在是最为糟糕不过的事情！连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在实施“再工业化”，鼓励本国跨国公司“回岸（reshoring）”，而我们却使用强力行政手段搞产业升级、退二进三、腾笼换鸟，人为中断了市场化的产业升级进程，加剧了泡沫经济，目前的经济困境不能不说跟此有一定关系。
近年来，外商在华投资制造业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而欧美日的对华投资也是不增反降，美国对华投资更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出现回流现象。
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官员和专家有一种看法认为，出现这种趋势正是我们希望的，是我们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表现，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退出了、转移了，我们正好腾笼换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这可真是愚不可及！连一般制造业都生存不下去了，并且不是纯粹因为生产成本问题，高端产业对于各种生产要素和制度环境的要求更高，又怎么可能发展得起来？结果必然是产业空洞化、经济泡沫化，升级夭折、经济受困。
但当前实体经济委靡并不等于中国已经完全丧失了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更不意味着从理论上来说中国今后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削弱乃至丧失。
诚然，近年来，中国的生产成本上升很快。劳动力成本上涨基本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年均增长率，土地等资源成本提高，融资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再加上人民币持续升值等等因素，确实使中国的制造业成本优势有所减弱，国内实体经济的困境，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在这种状况下，某些外商投资制造业项目或者订单的转移，部分民营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说中国制造业优势不再，确实过于危言耸听了。从综合要素来看，理论上来说，中国的竞争优势将会是长期的，甚至可以说，中国是永久的世界制造业基地！
这基于三大要素支撑：一是庞大（虽然说人口红利不再，虽然说用工紧张，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资源全球无与伦比）而且优质（虽然总体素质不及发达国家，但勤劳、善于学习为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及，高端人才绝对规模也不小）的劳动力资源；二是完整的产业链（高中低端俱全）和雄厚的产业基础；三是巨大的国内市场——不仅仅是就地销售的问题，同时还可为出口提供更好的支撑。
这三大要素不但会长期存在，而且还会进一步加强。一是从绝对的生产要素成本角度看，并不是一直上升的，而是在很多方面还有下降的余地。笔者在长期调查中发现，中国企业中很多要素成本是不合理的，包括劳动力价格、资本价格，高企的税费更是大有削减空间。二是制度改善空间巨大。这点可能是很令人纠结的一个问题，相比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在制度环境方面差距甚大，普遍的政府管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企业的运行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效率，但同时也表明改进余地大，如果加速推进市场化改革，将会大大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所以，鉴于中国的具体情况，中国不会扮演发达国家或新兴发达国家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扮演的角色，仅仅充当产业转移的一个梯级，美欧日甚至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前些年向中国内地转移的产业，现在我们又要转移到越南、缅甸等国家去，或者回吐回美欧日。我们制造业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承载空间——除非我们自己限制自己。
可见，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客观因素导致中国的制造业没有竞争优势了，而是不当的政策选择、不利的制度环境造成了目前的困境。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主导经济、干预经济过多，导致了企业生存空间的萎缩和市场的扭曲，造成了一种假象。
要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要求，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机遇，首先还是要搞好实体经济。有了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就有了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也就有了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的资本。
归根到底，万变不离其宗：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制度的竞争；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制度的竞争；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制度的竞争。只是，由于人的创造性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占据决定性地位，制度因素更显重要。毕竟，机器可以直接变成生产力，但人却要生活在环境中。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落了后手。或许，千呼万唤的新一轮改革开放，能让我们不至于落后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