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和张治中在延安机场。
“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二万万人民，同时也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等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
这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070-1071页上的话。
然而，仅仅靠毛泽东的“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等，是阻挡不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的，也保护不了蒋介石“委员长”，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我们说，实事求是，不仅仅是一个人应有的态度和品德，也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必须具有的态度和品德。没有这个态度和品德，撒谎，只能被历史耻笑。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有名的战役是2400多场。除“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的外，其余都是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军打的。面对面战死在抗日疆场的国民党将军，有206人。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军中，陆军牺牲、失踪者，共3211419人；空军牺牲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全部打光。在1929至1933年，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两万五千名青年军官中，就有一万多名青年军官，壮烈牺牲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四个月。从山海关到上海会战，从武汉会战到历次大会战和大战役，国民政府军中，成连、成营、成团甚至成师壮烈牺牲者，不可胜数。
显然，毛泽东向我们这些普通百姓，撒了一个天大的谎。毛泽东撒的这个谎，以至出生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相当部分人，不知道抗日战争真相，都以为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躲在峨眉山，等待摘抗日战争的“桃子”。
“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标志。毛泽东当时在陕北，虽然完成了共产党内部的统一，但只有几万人，而且陕北是一个很贫困的地区。“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开始大声疾呼：我们是兄弟，是自己人，我们不能打了。敌人来了，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毛泽东此时的表现，与他后来“解放战争”时“宜将乘勇追穷寇”的那种斩尽杀绝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毛泽东在喊，全国有许多人在喊，连蒋介石的内部也有人在喊：自己人、兄弟之间，不要打了。国际上的反法西斯同盟，也希望中国人相互之间不要打了。张学良又戏剧性地搞了一个“西安事变”，于是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了。毛泽东北方的军事力量，编成了国民政府第八路军；南方的游击队，编成了国民政府的“新四军”。毛的军事力量，从被“围、追、堵、截”的“流寇”，变成了合法军队，但真正的指挥权，还在毛泽东手里。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可以安身立命了。
1945年，八年的抗战终于结束了，从战火中走过来的中国人，疲惫不堪。人们开始清点各自队伍中的人数，那位“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蒋先生，那位走出峨眉山，准备摘取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摘取“桃子”的蒋先生，牺牲了三百多万将士；毛泽东呢？他的队伍英勇杀敌，积极抗战，从几万人，“抗”出来了一百多万人的正规军和二百多万人的民兵。抗日之后的毛泽东，完全可以与蒋介石抗衡了。于是，有了后来的“三大战役”，有了后来“百万雄狮过大江”的辉煌气概。
毛泽东也并不是不抗日，《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等影片，虽然有点艺术加工，但大多还是有事实基础的。毛泽东除了领导这些“人民战争”之外，可称为“战役”的例子，几乎没什么。“百团大战”、“平型关战役”，本来也是可以写一写的，但彭德怀、林彪这两大元帅，后来又是毛泽东的死敌，又怎么好写呢？更何况，“百团大战”的发起，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完全是彭德怀那个“冒失鬼”搞的，暴露了毛泽东的力量，搞得高举抗日旗帜、大喊“团结抗日”的毛泽东哭笑不得。抗日期间，毛泽东的主要做法是：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给群众洗脑，时刻不忘、时刻准备，消灭一切“反动派”。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实际做法，在《毛泽东选集》有关抗日战争的篇章中，表现得很清晰。
“7.7”事变66周年的时候，台北高调举办“抗战真相摄影展”“抗日战史研讨会”，马英九郝柏村分别出席致词。马英九表示“中共纪念建党九十周年，要求实话实说，我建议抗战历史，也应该就事论事，实话实说。”还鼓励大陆观光客“多看特展，就知道抗战究竟是谁打的。”郝柏村更直白“结果他们抗战了没有？‘平型关’‘百团大战’是他们认为最了不起的贡献，如此而已，从整个抗战来说，不及百分之一。”“甚至他们说抗战是毛泽东领导的，这是撒天下之大谎。两岸假定说是有军事交流，我觉得其他交流都是假的，真正的交流就是客观公正面对抗战历史。”
关于“7.7”，台湾教科书是这样写的：“民国26年7月7日晚11时，日军于北平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吉星文团长严词拒绝，日军恼羞成怒，发动突袭，国军守土有责，奋勇还击。”这是很准确的事件经过描述，可惜谈的是结果，没有交待原因。但台湾史学家披露，国军和日军都上了共产党的当，因为“卢沟桥事变”根本就是中共华北局一手导演、制造的“战争引信”；道理很简单，中日两国都反共，只有干起来，共产党才有活路。所以朱毛在陕北一坐稳，大力宣传蒋介石不抗日，鼓动青年学生起来闹事，最后爆发“西安事变”写下民国百年史，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
王力宏《建党伟业》就有演到这一段。“西安事变”确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格局。毛泽东见时机成熟，民气可用，密令华北局搞事，乘夜绑了个日本兵，引诱日军搜查宛平城，再偷放鞭炮让国军误以为日军开枪，一个“恼羞成怒”，一个“奋勇还击”，八年抗战于是开打。
关于“7.7”事变的根由，还要追溯到李鸿章1901年签订《辛丑和约》，同意拆毁大沽炮台，驻兵北京至山海关一带；这个不平等条约，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必须概括承受，直到1943年另订平等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止。欧战德皇退位撤兵，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放弃沙皇旧约。西方列强逐渐与民国友好，节制行动。只有日本扩大侵略，制造局部军事冲突，意图蚕食华北。国民政府竭力周旋，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是“9.18事变”后续，热河战役、长城战役的停火协议，全文如下：一、中国军队即刻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一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遵守第一项规定，不再越过上述“撤退线”继续追击，并自动回到长城一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根据这些局部协议的施行细则，日军在百人以下的军事调动，以及不开火的小规模军事演习，不需要通知地方当局。卢沟桥守军深夜听见鞭炮声（龙王庙三发枪响）却没有日军演训的消息，同时又得到日军搜查宛平城的情报，谁都扛不起918“不抵抗将军”骂名，心一横就打响了。日军也冤，人丢了还没找着，百人以下的军事行动又不用照会，二十九军居然开火，“下克上”痼疾发作，事变迅速扩大。再加上不幸的“通州事件”，日本军部决定增兵“膺惩暴支”。
再来看日本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词：“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许，日本步兵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北平西南12公里卢沟桥北侧，永定河左岸荒地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搜查失踪士兵）。演习结束后，在河畔龙王庙方向突然响了三发枪声。随后清水节郎中队长等人，看到在河畔和卢沟桥城墙之间，有人用手电筒发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随即判断中国士兵用暗号互相联络。”看，这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在两军之间的特殊活动？日军在城外找不到失踪士兵，才坚持进入宛平城搜查，听见枪响，越发担心，当时已是深夜，中国驻军拒绝要求，于是发动炮击。
吉星文是中国抗日战争名将，1937年7.7卢沟桥事变中，指挥第29军219团在芦沟桥抗击日军二十余日，开始中国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吉星文少年时期立志效族叔吉鸿昌之为人，当兵报效祖国。1922年随族叔吉鸿昌参加西北军，累升至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中因功升团长。1936年调守北平西南的宛平县。1946年改任第77师37旅长。1949年渡台。1955年任澎湖防卫副司令。1958年晋升中将，任金门防卫副司令。5月28日，于金门炮战中被解放军炮火击中身亡。吉星文死于823炮战，这是历史的讽刺。西北军一向左倾，冯玉祥、杨虎城、傅作义皆然。他的族叔吉鸿昌是共产党员。刘少奇是中共华北局书记，最后被毛泽东活活整死，化名骨灰“刘卫黄”。
可见，历史在冥冥之中，自有公道。
上述，主要来自以下三个资料：一是当年那个被绑走的日本兵，1960年代在杂志作了一个访谈。他说是晚饭后找地方大解，遇到武装土匪，事情过了放他回去。在那个脸谱化的时代，认为是日方脱罪之词，无人理睬。二是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社会观察》专题，含蓄地承认了这个史实。原来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老地下党，他侄子在节目中回忆“当时张克侠接到顶头上司刘少奇命令，认为北平的态势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就爆发了7.7事变。”三是延安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苏联一倒台，档案全解放。当年苏共是老子党，中共是儿子党，老子怎么看儿子，比儿子自己说的准。这些内幕一抖出来，大约80%中共党史都要改写。
英国作家张戎、哈利戴通过阅览被苏共解密的档案资料，了解并披露了大量中共党史中的真相，其“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的章节“红色代理人引发中日全面战争”，很值得中国大陆的读者重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月底，日本侵占了华北的两大主要城市：北平和天津。蒋介石没有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实行蚕食政策的日本在这时也没有计划把战火引向华北以外的中国内地。
可是，几个星期的工夫，中日全面战争就在一千公里以南的上海打响了。这既不是蒋介石的意思，也不是日本人的意思。这时在上海的驻兵情况是：根据“1.28人停战协定，中方只驻有“保安队”，日本约有三千海军陆战队。日本在八月中的计划仍是“陆军仅派至华北”，“勿须陆军出兵上海”。
《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阿本德事后写道：“当时记者报导时都说是日本人进攻上海，事实完全相反。日本人不想、也没有估计到，在长江下游会有敌对行动。……对在上海打仗，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准备，迟至8月13日，他们在这里的部队还如此之小，18、19日的时候差点被扫进江里去了。”阿本德看出来，“有那么一个精明的计划要打乱日本把战火局限在华北的企图”。他说对了，是有这么一个“精明的计划”，但他没猜到这是谁的计划，他以为是蒋介石的，其实是斯大林的。
对斯大林来说，日本迅速占领全华北是对他的空前威胁。日本大军现在完全可能北进，沿着几千公里的边境线进攻苏联。斯大林已经宣布日本是苏联的头号敌人。现在，他起用了一个长期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红色代理人，在上海引发中日全面战争，把日本拖进广大的中国腹地，离苏联远远的。
这个代理人就是张治中将军。（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