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8月18日。近来“文革”再次成为网上热议话题。说起“文革”常常会提到“红卫兵”、“红八月”。 46年前的 1966年8月18日曾经被称为“‘红卫兵’的节日”。“红卫兵”制造的“红八月”和“红色恐怖”，对于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难以忘记，也是“文革”研究者的重要课题。
*王友琴博士：把历史的真相和教训告诉年轻一代*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博士这个暑假带着她的美国学生一起到中国讲课、座谈，前几天刚刚回到美国。
王友琴博士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46年以前1966年的8月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之一，恐怖残酷，历史的这一页不但罪恶也令人羞耻。最近我有机会和一群（中国国内）大学生、研究生谈‘文革’历史、作演讲，题目是‘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在配有图片的一小时的演讲之后，还有一小时互动，即提问和回答。
上百听众中有三名同学持有很不同的看法。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反对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他们不想讨论我讲述的事实，他们带着已经先接受的肯定和赞颂‘文革’的观念来辩论。”
王友琴博士认为：“把历史的真相和教训告诉年轻一代，是历史写作者的责任之一”。
*8月18日，借助录音资料忆1966年“八.一八”天安门广场*
当又一个8月18日到来的时候，让我们随着一段已经存入历史档案的实况录音，一起回到1966年8月18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重新思索当年发生的一切。
（插播： “八‧一八”大会现场报道实况录音）
合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现场播音员男：“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我国兴起，8月18日，我们敬爱的领袖同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万革命群众一起，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
男播音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致‘开会词’”。
陈伯达：“同志们、同学们，现在开会了！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
众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播音员男：“林彪同志讲话。”
林彪：“同志们，同学们！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问好！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敢想、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众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播音员男：“周恩来同志讲话。”
周恩来：“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问你们好，向你们致无产阶级革命敬礼！我们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表示热烈的欢迎！你们辛苦了！
党中央刚刚开过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进行的。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新胜利！
这几天，全北京在欢腾，全国城市和乡村在欢腾，到处敲锣打鼓，送喜报、开庆祝会，下决心书，亿万人民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
今天，我们又在天安门这个广场上，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一起。我们开庆祝会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众欢呼）”
*丁抒博士：惊天动地的“破四旧”从“八.一八”第二天清晨开始*
1966年8月18日在“文革史”中究竟是怎样一个日子？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丁抒博士发表了他的看法。
丁抒：“ 8月18日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检阅百万‘红卫兵’游行，这是以中共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的盛大节日。毛泽东邀请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并合影。被毛泽东成为‘了不起的女娃娃’的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头头彭小蒙站在毛泽东身边，代表‘红卫兵’向百万人讲了话，集会到下午才散。
除了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一零一中‘红卫兵’将美术教师陈宝坤围殴致死以外，当天‘红卫兵’没做什么大事。
惊天动地的‘破四旧’是第二天清晨开始的。”
（插播：文革时期歌曲）
齐唱：“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横扫一切害人虫。
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
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
*朱青鸟女士：目睹“老革命”校长被斗被打、美术老师被打死*
现居住在美国洛杉矶的当年北京一零一中学学生朱青鸟回忆说：“我们当时的校长是张太雷的夫人，刘少奇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文革’以前都说是什么‘敬爱的革命老妈妈’，后来就开始有人贴她‘大字报’。然后终于就‘冲破’什么‘阻力’把她拉出去斗，斗老师，给他们挂牌子，打他们。张太雷因为跟毛泽东他们历史上是同一等级的人，把张太雷夫人抓去斗，她当时说自己有糖尿病，给她‘坐飞机’（一种反剪双臂低头的姿势），我记得她站也站不稳，腿弯着，要打滑。要‘出溜’下去，然后自己还喊‘我是老革命’，那些人就在后面推她，打她。了不起的‘革命老人’一下子好像狗屎不如的那种样子。我印象满深的。
后来他们把美术老师陈宝坤打死了。
我们学校有一个喷水池，中间是一个雕塑仙鹤喷水的。他们就把他扔到那个池子里，他就在里面爬。上面的人就往下扔石头打他，吐吐沫，一直到最后他爬不动死了。”
*王友琴博士：卞仲耘校长被打死，历史的一个血腥标记*
王友琴博士特别对“文革”中学生殴打校长、老师致死的案例进行过大量调查研究。
王友琴：“在这些年，我跟数百名‘文革’经历者谈话，也搜集‘文革’时代非正式发表的各种文件和报纸。除了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些已经被报告的‘文革’一面之外，还有另外一面。
1966年7月底，‘红卫兵’组织在各学校开始建立，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暴力迫害行为。首先是针对教员的，后来又扩大到校园之外。
我特别要提到1966年8月5日，那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卞仲耘老师在那儿被打死。她是副校长，当时这个中学没有正校长。
这是历史的一个血腥标记。从那天开始，好象是说，一个人可以被一群人这样打死，没有关系，在革命的名义下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卞仲耘老师当时在这所中学已经工作了17年，她是4个孩子的母亲。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曾经是这个中学的学生。从这个学校女教师死后，就标志着一个深渊的开始，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件。
这件事在8月5日大概下午一、两点钟开始。打的过程，用棍子打，往身上浇墨汁，挂黑牌，然后被体罚，甚至有人踩在她的身上。两个多小时后，她昏倒在宿舍楼台阶门前，被放到一辆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面，可是没有人把她送医院。
到了晚上她才被送到医院，医生说她已经死了大概几小时。她死在现场，
当时的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还有姓汪的副教导主任，他们都被打成重伤，胡志涛老师被打成多处骨折。
在北京，卞仲耘是第一个教师里的受难者。当然，在她之前有一些老师自杀了。但是，被活活打死，这是最早发生的。”
*秦风女士：一帮非常斯文优秀的女校学生怎么会一天之内，天使变成恶魔？*
现在在北京的秦风女士，“文革”时是王友琴博士以上所提到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秦风说，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校长被自己的一群女学生打死，三十多年来无论如何无法忘记当时所感到的惊骇。
秦风：“当时经常有斗老师啊、斗校领导啊，而且在斗当中就有打呀、什么戴纸篓和泼墨水这种比较过激的行动，这种行动也是个逐步升级过程。
一帮非常斯文、优秀的女校学生怎么会突然一天之内，天使就变成了恶魔，能用那么激烈的行动把一个校长给打死。就觉得好象是不可解释、不可思议。包括后来出去‘串联’，我见过很多的斗和打。我校学生宋彬彬在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接见后。我们学校也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嘛”。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与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著名对话*
无论是当年的中学生，还是文革研究者，就是当时普通的北京巿民，也忘不了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时候，天安门城楼上有位叫宋彬彬的女学生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当时的报纸、广播广泛地报道了毛泽东和宋彬彬的对话。
（插播：‘八‧一八’大会现场报道实况录音）
歌声：“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现场播音员女：“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
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播音员女：“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们的统帅，我们什么也不怕！……”
*丁抒博士：“‘红八月’红色恐怖”中被打死和被逼自杀总人数在二十万人以上*
丁抒博士根据一些已公开和尚未公开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丁抒：“由于《人民日报》以社论《好得很》大肆煽风点火，转眼间，‘破四旧’运动就马上燃遍全国城乡，并演变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致死，是需要有精神支柱的，他们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逻辑简单易懂——只要杀的是坏人、牛鬼蛇神，那就是‘革命行动’，就是‘好得很’。
北京129中学的学生抄原中央工商管理局副局长千家驹的家时，一边抽打他，一边说‘有毛主席撑腰，打死你白打’。
8月3日，江苏省‘红卫兵大造反’，将省教育局局长吴天石，及其夫人拖出去斗争，并将夫妇二人活活拖死。是年，南京师范学院甚至建了一座毛泽东塑像，纪念这‘八．三造反行动’。
毛泽东知道学生打死人的事情后，写了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发给党的干部。
北京新巿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的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江青传达的稍有一点不同，‘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
既然‘红卫兵’是好人，牛鬼蛇神是坏人，‘红卫兵’打起人来便更加有恃无恐。例如，兰州大学学生在鞭打牛鬼蛇神时，常常念毛主席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或者干脆念毛主席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
8月4日，江青和康生等人到北京大学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工作组’。江青在台上指着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大骂‘你是别人养的一条狗，你狗仗人势’。当学生用皮带抽打张承先的时候，江青、陈伯达等人就坐在主席台上，无动于衷，等于纵容学生。
中共中央里没有人出头制止‘红卫兵’胡乱打死人的行为。
后来，叶剑英元帅接见学生代表，一方面说‘随便打死人也不对’；另一方面又说‘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们，这回小将们就把他们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8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所谓‘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中，被打死和被逼自杀的总人数应在二十万人以上。
*王友琴博士：“文革”中全国各地大中小学都发生了打老师情况，很多人被打死*
在“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博士的案头，有一份长长的“红色恐怖”受难者名单。
王友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第二天8月19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舞台上，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学生斗争他们的老师和北京教育局的一些干部。
那天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当时八中的校长叫温寒江，昏倒在血泊中，就在这个舞台上。
8月22日，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被打死。北京第八中学党总支书记华锦被打死（有说是被殴打后自杀而死），化学老师韩玖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得了败血症，几乎死掉，以后终身残废。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有三个老师被打死。
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真先被打死。
这里所说的只是我现在了解的一部分名字。除了老师，这种残酷的暴力迫害，也施加于学生。因为当时流行一个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被打和被污辱。
北京第六中学学生王光华，就被打死；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武素鹏，也是被打死的。
我们知道这个‘红卫兵’运动发源于北京的清华大学附中和北京大学附中。在清华大学附中，1966年8月26日晚上一个斗争会上，打了一批老师。会后，物理教员刘树华跳烟囱自杀了，当时他只有26岁。
第二天，在北京大学附中附近住的中国科学院的工人陈彦荣下班后，和他妻子一起被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拉到学校，打到半夜，他被打死了。
那天被打死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名字是什么现在也不知道。因为在‘文革’后，也没有家属来告诉这个死者的名字。
根据当时内部一个报告，从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被打死的人数是1，772名。有人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比这大，不管怎么样，1，772人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而且他们是被棍棒、拳头杀死的，过程可能长达几小时，甚至几天。
最高峰时期就是在毛泽东第一次和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之间，也就是在8月18日和8月31日之间。
这样一些行为不仅在北京，也在外省发生。
厦门第八中学两个老师，黄祖彬和萨其琛被打死；南京第二中学老师朱庆颐，也是被打死的；在上海、在广州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些死者都是一些普通老师，正因为他们是普通人，所以他们的名字和故事应该被我们记载下来，因为他们的命运和我们这些普通的人更相关联。
作为历史研究，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正视事实，这最重要的。记住这些死者的名字，表示我们对每一个人生命价值的尊重，也是为了让我们每一个活着的生命能够得到平等的保护。”
王友琴博士说：“基于我所作的对几百所学校的调查，‘文革’中全国的学校，包括大中小学，包括在北京和各省都发生了打老师的情况，没有一个例外。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在学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打死，她是‘红卫兵’暴力在北京的第一个受难者。”
*王晶垚致信实验中学校长，抗议该校“九十年校庆”评宋彬彬为“荣誉校友”*
就在卞仲耘校长遇难后41年， 2007年9月9日 ，当年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在的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举行‘九十年校庆’。12月22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发表致该校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信中就该校‘九十年校庆’，将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当时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评为九十名“荣誉校友”之一表示抗议。
王晶垚先生在他的公开信中，回顾了卞仲耘校长遇难，以及毛泽东“八.一八”接见“红卫兵”后，北京（官方统计）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公开信要求实验中学撤销宋彬彬“荣誉校友”称号，让青年学生认清“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王晶垚先生在信中表示，等候袁爱俊校长的回音。
*王晶垚：等候五年，仍未见实验中学校长回信*
五年过去了，在“文革‘红八月’”46周年之际，我再次采访了王晶垚先生。
主持人：“请问您今年高寿？”
王晶垚：“九十一”。
主持人：“46年过去了，目前实验中学校方的态度……您愿意谈一谈吗？”
王晶垚：“46年了，（实验中学）就把卞校长的亲属，我这个主要亲属，关在门外，没跟我打过招呼。我给袁爱俊的公开信，她也一直不理会。”
*《北京之春》今年8月号发表朗钧长文《伫視王晶垚-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
网刊《北京之春》今年8月号发表朗钧的长篇文章《伫視王晶垚-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
该文在“结束语”中说：“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地段，有一片纪念碑群。碑群的东南角有一道石阶通往地下。地下是信息厅。一个声音在宣读二战中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的姓名和简历，相应的文字在墙壁上淌过。从头到尾听一遍全部死难者的名单，需要六年七个月零二十七天。
历史记住了卞仲耘。但是，被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的玉华台饭庄19岁的女服务员叫什么名字？被男四中红卫兵打死的社会青年叫什么名字？被北大附中红卫兵骑摩托车多次碾过身体的老妇人叫什么名字？ 在红八月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1，772名死难者的名单在哪里？他（她）们正在被遗忘。或者说已经被遗忘。”
谈到朗钧先生今年8月发表的这篇文章，王晶垚先生说：“朗钧的文章写得很好，他对于卞校长的案件研究得很多。个别情况因为记忆的问题有点出入，问题不大。”
*王晶垚：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撒谎推卸责任，实验中学文革没结束”
主持人：“从您致袁爱俊公开信到现在，您有没有再去催促他们给一个回音？”
王晶垚：“袁爱俊已经退休，不在实验中学当校长了。一直到现在没有给我一个字回音。共产党政府对这个案件完全置之不理。我告诉你，实际上，现在实验中学‘文革’还没有结束。我要去他们宿舍（区）里面，原来老的教师、职工……我这个家属去了以后，他们仍然害怕，怕我，不敢沾。你说这奇怪吧？”
主持人：“就在不久以前，宋彬彬发表了一篇文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王晶垚：“对，对，对。她总的……翻案，说她没责任。”
主持人：“她的话都摆在那儿了，就她所说的这些，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王晶垚：“她完全是撒谎，如说抢救过卞仲耘……这个事情不但我反驳，而且像刘自立、朗钧呀，研究过文革的，研究过卞仲耘案件的都在反驳。”
主持人：“在46周年这样的情况下，您已是91岁高龄，还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
王晶垚：“想说的话就是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关部门（把这事）当一个问题来考虑。今年年初有一位（原来师大女附中的）工友给我打电话，说要来看望我。后来不敢来了。我们现在的待遇、际遇就是这样。现在袁爱俊退休以后，倒是在教育部门有名的大红人。”
主持人：“这46年里，这样对待，您觉得根源在什么地方？”
王晶垚：“现在还是‘红卫兵’吃得开，而且还继续歪曲事实。被害者没人过问。”
主持人：“您现在身体怎么样？”
王晶垚：“身体还可以。”
主持人：“您一直为这件事坚持讲述当年事实、为卞校长呼吁，您这样做是为什么样的目的，以什么样的心情坚持这么多年？”
王晶垚：“‘文革’当中头一个杀人的学校，第一个惨案，46年来，被害者到现在还是被害者。”
* 王友琴博士：8月18日大会是关键的一天*
王友琴博士说：“最近我有机会和（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谈‘文革’历史、作演讲，演讲后有一小时提问和回答。我相信这种互动非常有意义。
在校学生当然都没有经验过‘文化大革命’，对个人来说，‘文革’绝对是他们的‘史前史’。他们出生时，‘文革’早已结束。但很多同学来听，他们提问，有关于史实的，有关于‘文革’起因的、还有怎么认识‘文革’的……这说明他们不但追求真相，而且追求真理。有认识历史的能力，也有探究历史的热情。他们的认真和仔细，也让我再思考我自己工作的意义。我再次相信，历史写作不仅仅是为了过去，也是为了现在和将来。
介绍一下我的演讲内容——
基于我所作的几百所学校的调查，‘文革’中全国的学校，包括大中小学，包括北京和各省都发生了打老师的情况。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从第二天8月19日开始，暴力迫害全面升级，被打的人从学校教师扩大到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以及城市居民，特别是当时住在自己拥有的住房里的居民。
20天里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同时暴力迫害也向全国各地蔓延。
8月18日大会是关键的一天。会前北京有两名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会后每日打死人的数字迅速从个位数变成两位数，又变成三位数，最多时达到一天打死三百人。”
*王友琴博士：回顾“文革”，特别注意大批受难者和“社会改造”方向与实质*
王友琴：“学校体制被全面冲垮，私人房产被全部没收，个人手里的黄金、白银都被搜查没收，或者被迫上缴。无数书籍和文物被焚烧破坏。在这个过程中，私有制被相当彻底地摧垮。除了个人日常用品，像衣服和鞋子等，个人不再拥有其它财产。
在‘文革’历史回顾中，我希望特别注意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大批的受难者，一个是‘文革’追求的‘社会改造’工程的方向和实质。
我也指出，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1966年8月的学生打老师是解释不通的，因为孔子就是老师，尊师重道是中国的传统。我还指出，用‘教育水平低’也解释不了，因为最严重的暴力迫害发生在北京当时最有名的中学和大学里。
——以上是演讲主要内容。
听众中有三名同学持有很不同的看法。一名同学说‘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受过老师的欺侮，意思是打老师有原因。另一个问‘为什么你不谈资本主义造成经济危机和剥削工人的问题？’还有一位说‘老师从来不给学生发言的机会’，接着就开始长篇阐发‘文革’的正面作用。
我不在乎原定的时间延长了半小时，但是，我忧虑他们可能没有考虑到三个基本的方面。
第一，描述历史应该符合事实，而事实需要下功夫寻找；第二，解释历史要有逻辑；第三，评判历史要守基本的道德原则，就是所谓普世价值，像‘不能杀人’，‘不能伤人’这些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确立的基本原则。当然，这些都只能通过读书和讨论来进步，这也就是学校的功用之一。
我希望对‘文革’历史的回顾和讨论会帮助理清思考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相当程度上对现在要做的事情做出理性的和道德的抉择。”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