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刚去村里时，老乡们对“集体”的态度让我很气愤。不但偷集体是常事，在地里干活时，好心的小后生还教我如何偷懒取巧。时间一长我明白了老乡们并不“热爱集体”。
我是1968年12月底走的，我爸爸妈妈都没去送，火车站的气氛有点儿凄凄惨惨戚戚。1968年夏天刚开始上山下乡的时候，我们班大队人马去北大荒，她们走时还有一种奔赴革命的味道。后来我再去火车站送人，就感到人们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我们走的时候，毛主席的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指示刚刚发表，车站上敲锣打鼓很红火，实际上很多人心里是无奈的，大势所趋，去不去农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不像刚开始还有很多人是自愿报名的。
我在1968年夏天就已经想走了。因为没学可上，在北京呆得无聊，朋友们陆陆续续都在走，我也很想出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可是我不想去兵团，宁可插队。
插队自由一些，我这个人不爱受纪律约束。1968年11月我因为失眠睡不好觉，去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散心。我表姐是五十年代的支边青年，她们一家人都在那儿。我看到刚刚从天津来的知青，穿着黄不黄、绿不绿的假军装，干什么事都得排队，给我的印象实在不好。离开兴凯湖我去看望在黑龙江插队的两个中学同学。那几天我每天跟着她们去山里扛木头，累是累，但认识了不少老乡。她们去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经和屯子里的人相处得十分融洽，也参与一些当地的事务，我很羡慕她们这种脚踏实地的生活。我知道去兵团挣工资在经济上有保障，但当时这些考虑对我不那么重要。回到北京正好山西来招人，我就报了名。
我们学校去的是山西省山阴县，在雁北地区，离内蒙不远，是个穷地方。火车开到张家口，风一下子就变硬了。从大同到山阴改乘北同蒲线，从窗外望去，地上一片一片泛着白色，后来知道是盐碱滩。视野里几乎看不到一棵树，给人荒凉贫瘠的感觉。房屋是用土坯砖盖的，老乡穿着光板的羊皮大衣。雁北历史上就穷，“走西口”唱的就是那儿的人去内蒙谋生。
知青一般都分到条件相对好的村子。我们村叫“上河西”，在当地是个大村，有三百多户人家，一千五六百口人。我们村曾经很富，当年有个说法，叫“骑骡养马上河西”。我们去的时候村里的情况也比周围其他村子要强点儿。从县城到村里30多里地路，中间要经过一条河，就是丁玲写的那个桑干河，冬天结着厚厚的冰。我们有几个人从北京托运了自行车来，我是骑着自行车去的村里，一路上颠得厉害。我们的车子不适合农村的土路，没过多久就都散了架，可见当时我们对农村情况的无知。
刚去时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后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国家给每个知青200多块钱安家费，安家落户盖房子，一年多后我们在村南盖起了一排十间屋子，是请老乡盖的，男生帮工。房子盖好以后，我们决定不盘炕，从北京运来床板。老乡看我们睡床板，总问我们冷不冷。我们那儿产煤，冬天屋里生炉子，倒也不冷。我们家现在还有一张当年的床板，几次搬家都没舍得扔。如果有一天建知青博物馆，可以捐了去。
南方有些地方地少人多，知青去了和老乡争有限的资源，不受欢迎。我们那儿地广人稀，广种薄收，我没感觉老乡不欢迎我们，当然也说不上有多欢迎，我想是有点儿新鲜，也感到奇怪：这些城里娃干嘛来了？没有什么人把对我们进行“再教育”当真，说老实话，没有几个人听说过什么“再教育”。
我们村子算一个大队，下面有九个生产队，知青分散到九个队里，每队三四个人，我在七队。虽然是大队编制，可是小队核算，七队算中等收入的队，我是队里唯一的女生，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唯一的女劳力，因为我们那儿已婚妇女不下地劳动，偶尔有几个小姑娘去地里也是连干活带耍。我和男人干一样的活，他们锄多少地我也锄多少地，我挣七分半的工分，一个整男劳力挣十分，女知青差不多都挣这么多，不管你干得有多好。我们当时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可能也因为差不多都有家里的“后援”，不指望这点儿工分活。我一年干下来，年底分红的时候，除去粮食钱、菜钱，也就能分到三十来块钱现金。在经济上我们不能算真正独立，这点上比不了兵团。
但是我们比兵团自由。到村里后我很快就发现，这儿的政治气氛比在北京宽松多了。后来我不断地在心里想，选择插队是做对了。村里前几年的文化革命是怎么搞的我不清楚，但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运动的气氛了。当时的报纸上老说农村要“抓生产促革命”，怕革命冲击了农业生产。农民不干活和工人停产不一样，农民要是不种地，大家都别吃饭了。
我们村“吕”是大姓，老乡们说他们的祖上是明代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那儿集合来的山阴，还说他们的祖先是八仙里面的“吕洞宾”。村里曾经有个“吕祖庙”，我们去的时候这座小庙只剩下个空架子，不知是不是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一些“旧习俗”仍然很有势力，比如说辈份，辈份越高越受尊重，同一辈的人名字中间的一个字相同，一听名字就知道谁是哪一辈的，在称呼上严格遵照辈份来，年龄倒在其次。村里第一把手是个辈份很高的人，没多少文化，开大会的时候打着官腔，连口音都变成他自认为的普通话，还爱搬弄报纸上的名词，用的又不是地方，知青们听着暗暗发笑。开会常在晚上下工后，他一个人在上面讲，底下没几个人听，男人打瞌睡，女人说闲话，孩子到处窜。城里的政治到了农村，就变了味儿。
村子里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时，老乡们的反应特别有意思。他们说，林彪和叶群两个人都是双职工，他们怎么还反毛主席？
在村里如果一家能有一个人上班挣工资，吃皇粮，别人家就羡慕得不得了。一家男女两个“双职工”，那过的是什么日子！天天吃香喝辣，还闹什么事？老乡们关心的是最直接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怎么能吃饱过好，他们看不出上层斗争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如果不是已经在农村生活了几年，我会觉得他们的说法荒唐可笑。但我明白他们为什么觉得一家两个双职工跟在天上差不多了，“天上的人”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城乡生活的距离之大，一些农民完全没法想象“双职工们”也有他们的喜怒哀乐。“文革”中的政治，如果不是直接涉及农村的，又有多少农民觉得和他们有关系呢？
有的老乡说话非常随便，对很多事情表示不满，说什么都骂骂咧咧，要在城里肯定能打成反动言论，一抓能抓一把现行反革命。他们却不怕，说：“我们已经蹲底了，把我送到监狱里我还能不干活白吃饭呢。”老乡知道他们做为农民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此他们比城里人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当然不是人人说话都口无遮拦。我们队有个大后生——我们那儿管没结婚的男青年叫后生——名叫贵山，他心灵手巧，样样活计都拿得起来，跟着他干活他处处照顾你。贵山是富农的儿子，快30了，还没娶上媳妇。他身板高大挺拔，人也长得很端正，他没结婚显然和“成分高”有关系。那几年我没听说村里开过批判“四类分子”的会，但对贵山这样的人压力是有的。贵山说话很谨慎，从来不“胡说八道”。我们那里并不是政治上的“世外桃源”，但整体的气氛确实比在城里要宽松。
做为城里人，我们在内心深处往往有优越感。在农村生活一段你就会发现，村里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你自己并不高明，往往还很笨。有一次我和几个后生一起浇灌菜园，水很快很猛地冲进园子，我还傻傻地站着一动不动。一个后生看我没眼力价，就提醒我往干地站，别把鞋给弄湿了。他接着又说其实干什么都是一样，自己要先站在“千地”上才能顾及别的。后来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情况，我会问自己是不是站在“干地”上了。这就是从生活中学来的哲理吧？我们队有个熬盐的老汉，读过一点四书五经，有时愿意跟我讨论什么叫“仁”之类的问题。我知道多少孔孟？这种时候真让我汗颜。
同时，我们在书本上、从各种宣传中得来的政治概念，也不断地在现实中受到检验。比如说关于“贫下中农”，总是说他们政治觉悟最高、品质最优秀。我们到村里不久，大队派了个老汉给我们做饭。他的形象朴实忠良，照一个女生的说法，“一看就是个贫下中农。”过了一阵，有个男生突然发现，我们的黄米还没怎么吃，米口袋已经下去了一大半。黄米是细粮，很金贵。再一“侦察”，知道都是老汉一次拿一点，慢慢偷走的。这下知青们炸了窝，对老汉不依不饶，数那个说“一看就是贫下中农”的女生反应最强烈。老汉只好走人了事。在村里，“偷”是家常便饭。粮食下来后堆在场上，不时听说少了。每个队都有专门“看青”的人，他们不下地干活，到各处地里转来转去防止人偷庄稼。其实这些“看青”的人自己就是吃家。看哪块地的玉茭子快熟了，掰下来烧把火烤了吃。刚去村里时，老乡们对“集体”的态度让我很气愤。不但偷集体是常事，在地里干活时，好心的小后生还教我如何偷懒取巧。时间一长我明白了老乡们并不“热爱集体”。
我们那儿管下地干活叫“受苦”，管好劳力叫“好受苦人”，我们知青干起活来都还比较实在。到村里不久，我就学会了用扁担担水。有一次担水浇队里在远处的一块地，我一口气担了十五趟，真把我累坏了。还有一次我们七队和六队在一起干活。六队有个老汉是个大能人，不但干活是把好手，逢年过节还会耍狮子，在村里威望很高。那天我干活时他暗中在看。收工时他说了一句，“你会受苦了”，意思是我会干地里的活了。为他这个话，我心里得意了好多天，到现在仍然觉得它是对我五年插队生活的最高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