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少江近日发表文章道，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邹恒甫二十一日在实名制微博上发威，指称北京大学的“院长奸淫服务员”。这篇微博一经发布便被迅速转载，已经成为近几日最受关注的网上事件。两天后，北京大学官方网站不得不发布一则声明，称将责成学校有关部门彻查邹恒甫微博涉及的内容；并且表示如果微博失实，将追究邹恒甫的法律责任。而邹恒甫本人也不甘示弱，表示将“公开”在网上配合调查。
邹恒甫在几年前与光华管理学院的时任院长张维迎有过公开冲突，起因是邹被张免去了该院应用经济系主任的职务。北大校方当时显然是持支持张维迎的立场，不仅没有理会邹恒甫的投诉，而且在几个月之后进一步解除了对邹恒甫的聘用合同。邹恒甫本人对此极为愤怒，甚至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写公开信，指责他被解除行政职务和被解除聘用合同纯粹是因为北京大学以及光华管理学院的负责人对其挟嫌报复。但是他的愤怒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从表面上看，在过了近五年之后，邹恒甫此番归来再作“困兽斗”正是为了了他与北大和光华管理学院的旧帐，正可谓是“君子报仇，十年未晚”。但是此事在网上得到了如此广泛的呼应，却是不少人始料不及的。从数天来网上的反应看，对邹恒甫的指责表示不相信的人似乎只占少数。而多数人对邹恒甫的微博是持支持的态度，还有不少人对该事件引起的北京大学的尴尬持“幸灾乐祸”的立场。
文章道，北京大学历来被视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北大的教授们也被视作精英中的精英，曾经在国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北大教授遭受群体侮辱在其历史上大体上有两次。两次都发生在共产党执政时期。一次是五十年代所谓的“反右斗争”以后，直至那场令全国的知识份子都胆战心惊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个期间，北大和全国的知识份子被中共当局及其追随者当众羞辱，不少知名教授们由于不堪受辱而自杀身亡。
第二次北大的教授们遭到群体性的侮辱则是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中国实行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之后，尤其是在一九八九年那场血腥镇压之后，中共当局利用逐渐充盈的国库，开始有意识的对知识份子实行“收买”政策，以利用知识份子来为中共一些不得人心的政策背书，成为他们操控舆论、愚弄生命的工具。
北京大学在中国知识界的显赫地位使得北大的教授们在这场中共当局的“收买”行动中得到了大量好处。他们中的不少人也“乖巧地”一改长期批评当局的立场，成为中共当局“心领神会”的合作者。正是这种立场的转变使得北大教授的名声遭到重创。
北大教授遭受的第一次侮辱源于与中共当局的对立立场，行暴者是中国共产党。在那场劫难中，北大的教授们虽然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到野蛮的摧残，但是他们在国人中的威信并没有丧失。而第二次遭受的侮辱则是源于与中共当局的合作，他们在物质上得到了不少好处，但是他们在中国民众中的威信却一落千丈。
文章道，从北大校长在官僚面前的那些趋炎附势的嘴脸，到中文系教授孔庆东语无伦次地对普通民众的恶骂，再到那些不断被披露的教授们利用职权对手下的女学生们的“潜规则”，所有这些都成为被国人诟病的话题。在国人眼中，北大的教授成为勾结权贵、欺压民众的帮凶。
在中共60多年统治下，现在，中国的教育系统堕落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文章最后写道，不管北大教授是否有错，任何关于北大的负面新闻都会引起人们的一阵亢奋。这些正是为什么邹恒甫的微博能够得到广泛回应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