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投资还是要消费？这是一个伪命题。
最近发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处于加速下滑过程中。在一片提振内需的呼声中，林毅夫先生的反对意见格外引人关注。
8月初，林毅夫先生接受奥地利《标准报》采访，明确指出，投资才是转轨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警告过度消费将把中国拖入危机之中。这位乐观主义者建议以日本等东亚国家为借鉴，致力于基础设施与货币领域的投资，任何一个以贷款消费拉动增长的国家，最终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危机。德国经济奇迹的秘密在于对中国的投资。一旦中国停止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就不会有德国或者奥地利的出口奇迹。这对于世界经济而言将是一场灾难。
与此相反，9月2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继续呼吁，当前应重点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启动居民消费。用民生消费、国内投资、外汇“三驾马车”均衡发展来带动经济发展。
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没有投资，消费将成无源之水；没有消费，投资将成无本之木。
中国投资总量并不少，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占GDP的总量已达60%以上。与投资总量上升相反的是，根据世行等研究机构的报告，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换句话说，中国的投资效率在下降，创新能力未能提升。
探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效率，不能缺少最重要的变量，即投资过程中的租金成本，寻租、设租、层层转包层层剥皮，屡见不鲜，从再加上投资主要由地方政府与国企主导，在投资项目中，类似于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的层层转包，按照审计署的审计以及最近曝光的大案计算，租金等于投资资金的一半以上。
如果以存量财富计算，50%的租金就是造成50%甚至更高的沉没成本，外加现在财富的损毁与基础建设的重修，同样质量的基建所需要的支出将更高。而这些成本、支出还没有加上“跑项目”的费用、治理贪腐的费用。笔者同意，中国填平经济低谷的洼地，需要以轨道交通为主的基础投资，高铁项目是必须的工程。但在此之前，保证投资效率与质量是必备的前提，失去这一前提而奢谈投资，将让中国地方政府在现有的债务危机上更进一步。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基础工程有一半以上成为租金，恐怕罗斯福新政不会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反而会让美国被债务压垮了。
与投资相对应，拉动消费不能忽略最基础的消费公共性。
我国的消费能力真的不足吗？从房地产、汽车消费来看，并非如此。在今年上半年如此低迷的背景下，二季度以来房地产成交量依然在上升，而去年以来的高档车消费呈现井喷行情，近几年宝马车等厂商逆势增加生产线。在美国的境外人士购房者中，中国位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的近邻加拿大，而海外旅游购物，国人的消费能力仅次于美国、德国，大有赶英超美的架势。
第三产业被低估，会造成居民消费被低估。而房地产交易主要计入投资而非消费，导致消费被低估而投资被高估。我国的自有住房服务消费按成本法计算，即自有住房服务消费等于当期发生的房屋维修支出、折旧费、物业管理费之和。照此计算，2008年我国自有住房服务消费占当年居民消费的7.4%。如果加上居民租房服务消费，居民住房服务消费占当年居民消费支出的7.9%。这显然与现状不符，中国居民的真实消费和消费负债被低估。
不可忽视的现象是，中国消费呈现的是马鞍型，而非健康的橄榄型。也就是说，有很大一部分人消费与发达国家接轨，而另一部分低收入群体与非洲接轨。2009年12月，国家统计局核算司彭志龙撰文指出，2008年，我国居民食品消费占居民消费的33.1%，美国这一比重只有6%。换句话说，大多数人的消费是为了基本的生存，而拥有高收入的人消费早已国际化。收入差距越大，马鞍现象越严重，最终将造成消费的断裂，企业或者追求奢侈消费一族，或者缺乏创新为满足低收入人群生产，缺少创立品牌的根基。2009年7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坦承，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影响消费占比下降的重要因素。
中国处于转型关键期，继续投资，必须提高投资效率，拉动消费，必须增加中产收入人群的数量。离开租金谈投资，或者离开收入差距谈消费，避开中国经济结构中最危险的地陷现象，不可能让中国经济走上健康发展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