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大学
民国时期高校教师的待遇情况
民国时期，为推动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民国历届政府都推行了教授高薪制度。
1917年5月，北洋政府颁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将国立大学教员分为4等，每等又分6级，共24级。其中，正教授月薪300～400元，本科教授月薪180～280元，预科教授月薪140～240元，助教月薪50～120元。当然，各校在实行过程中又根据各自的情况制订了不同的标准，但浮动不大。
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对教师薪俸的等级规定和发放形式建立了较完善的体系，教师薪俸额保持增长的趋势。1927年9月，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月薪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讲师月薪160～260元，助教月薪100～160元。1929年12月制订的《国立中央大学教员薪俸现行标准》就遵照了这一规定，稍有不同的是将助教月薪最低定为90元，但同时规定助教可每年加薪10元。如清华大学，在1928～1936年期间，教授月薪300～400元，高的可达500元；专任讲师128～160元；教员120～200元，助教90～140元。资料显示，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因此，教授们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
抗战期间，物价飞涨，高校教师的实际收入大为减少，多数教授生活困难。但国民政府和一些地方教育部门为确保高等教育的发展，通过提高薪金、平价供应及实物补贴等不同的方式，来解决高校教师的待遇问题。
总之，在整个民国时期，高校教授虽然说在不同时期待遇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来说，教授们的薪金待遇始终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尤其是1927年到抗战爆发前的十年间，由于政局相对稳定，物价平稳，教育经费相对充足，这一时期大学教授们的生活状况非常优裕，如不少教授出门有车、家有佣人、居处有独家院落，在生活必要开支外仍剩有不少闲钱。
民国高校教师高薪制度得以推行的原因
民国时期之所以在高等教育领域推行教授高薪制度，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高度重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积贫积弱的晚清民初之际，有识之士愈发重视教育对于提高人民素质的作用。尤其是一批从海外留学归国的知识精英，他们看到了西方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因此，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不管是民初的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的近代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都予以高度的重视。
在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经费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了确保现代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教育宪法》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教育经费在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宪法中的规定，但是以宪法的形式来规定教育经费的数量，一方面表明了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促使地方政府在各项开支中，要优先保证各地教育经费的使用。
其次，这一制度之实现，也得益于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较小。在兵荒马乱、内战频仍、军费开支巨大的民国时期，教授的薪水能够得到基本的保障，与当时的高校规模小、教授数量少有密切的关系。民国时期，由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刚刚起步，因此，高校的数量和规模都比较小。资料显示，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数量直至抗战前夕的黄金时期，也只有110所左右。1932――1933年，全国大专院校学生注册人数是42710名，1933――1934年增加到46785名。1934年，中国高校共有教员7205人，其中教授2801人。北京大学只有教授56人，清华大学只有教授87人，便是规模最大的中央大学也只有教授197人，而国际驰名的协和医学院则只有十余名教授。1936年，学校有108个、在校生41922人、教员7000余人。其教师的总体数量相当于现今国内三所一流大学之和，这一数量远远少于军政界、党务界主流人员之总数。正因如此，教授们的高薪制度才得以基本保障。抗战前夕，曾任罗家伦助手、兼具清华和中大背景的郭廷以有言：“一九三二年后，教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与近二十年来所未有。”试想，如果民国时期的高校规模与现在相当的话，那么在那个政治较量和军费开支优先的年代，教授们如此优越的薪水待遇是无论如何也保证不了的。
民国教授高薪制度的影响
1.促进了民国学术的卓越发展
高薪制度保证了教授们相对优越的物质条件，使其可以专心地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而无后顾之忧；同时也为他们的教育、科研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民国时期，中国大学达到世界前沿的学科数量已不少，如清华的文史、数理，北大的文史，协和的医学(以及中央研究院涵盖的部分领域)都蜚声国际；此外，交大和北洋的工学、金陵的农学、南开的经济学、东吴的法学等，都初具国际知名度。与此相伴的还有一批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一线学者：以清华为例，中国学方面的陈寅恪、赵元任、冯友兰、萧公权、刘文典等都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前沿学者；数学方面的孙光远、华罗庚、陈省身等；物理方面的萨本栋、吴有训、赵忠尧等；化学方面的高崇熙、萨本铁；生物学农学方面的戴芳澜等都是享有国际盛誉的一线学人。
2.有利于知识分子保持独立自由的精神风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条件成为知识分子能否保持精神独立的重要因素。比照当今学术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几乎成为民国教授们的精神写照。在时代夹缝里生存的民国教授，之所以能够坚守其独立立场，在种种藩篱之中，捍卫并享受着精神的自由，除却时代和个性的因素之外，不能不说优裕的物质条件是其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
3.有利于推动社会事业的发展
充裕的物质条件，使教授们在生活工作之余仍有不少资金节余，这为他们从事其它社会活动创造了物质条件。他们利用这些资金或是办学、或是资助青年学生留学、或是创办刊物，这些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事业的发展。例如，胡适在抗战前十余年间便先后办有《新青年》、《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等大牌名刊，而且资助林语堂游学多年。
参考文献：
1.陈娜.民国时期的高校教师待遇情况[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7).
2.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
